大越國

Dǒe-njyêut Ckik(北部越語山陰口)
Dia6yüt8 Kuk7(北部楚語江陵口)
大越國
State of Doe'njyeut
Dǒe-njyêut Ckik(北部越語山陰口); Dia6yüt8 Kuk7(北部楚語江陵口) 大越國; State of Doe'njyeut
	國家格言: "With moderation and hospitality do we welcome guests from overseas"; 「秉中庸之道，迎四海之賓」; "Piúng tiang-liâng ti dō ,njiûng sì-shióe ti pin ."; "Piang3 tieng1ying2 kə1 dua6 ,ngiang2 si5hiə3 kə1 pen1 ."
	國歌: "The spirit of Doe'njyeut"; "大越魂"; "Dǒe-njyêut jiuîn"; "Dia6yüt8 ghuən2";
	大越在九州地區的位置(圖中紅色)
首都	山陰(行政); 侯官(外交); 番禺(司法); 29°59′N 120°35′E
Largest city	鄞
官方語言	北部越語(山陰口音)、北部楚語(江陵口音)、古典華夏語(書寫語言)
認可地區語言	南部越語、西部越語、南部楚語、北部揚語、南部揚語、廣語、交語、南部琅野語、平埔語、巴語、蠻語、連州土話、芒語、古話、北部曼語、駱語、標族語等
族群 (2013)	88.2% 華夏各族群（越、楚、郁等各族群）; 4.4% 駱各族群（駱、標、葉檀等各族群）; 4.2% 巴-蠻各族群（巴、蠻、芒等各族群）; 1.4% 菩離阿各族群（琅野、夷洲原住民）; 1.8% 其他族群（曼、句芒中山人、其他入籍居民）
族群稱呼	Njyeutese; 越人
政治體制	君主立憲制王國、單一議會民主制
立法機關	論閣
立國歷史
國土面積
人口
國內生產總值 (購買力平價)	2016 估計
基尼係數 (2015)	46.2 (高)
人類發展指數 (2015)	0.742 (高) (第83名)
貨幣單位	越文; 國際符號:㊣
時區	山陰標準時計(SPD) (UTC+8)
日期格式	yyyy/mm/dd
道路通行方向	右側通行
國際域名縮寫	.nj
國際電話區號	+66

　　大越，全名大越國（北部越語山陰口：[dœ⁵³ȵyɯt̚⁵¹⁵tɕik̚¹⁵¹]，北部楚語江陵口：[diᴀ⁵⁴yt⁵kuk³⁵]，英語：State of Doe’njyeut）是一個位於東亞的主權國家，東臨小東洋以及東九州海與嘉善共和國、琅野王國、伊蘭洛聯邦隔海相望，南臨南九州海與南財閥屬地、呂宋巴南王國隔海相望，西部通過一系列山地與劍南國、南詔共和國、大曼國接壤，北部以大洪山-淮水一線與大齊國接壤。
　　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今日的大越地區就留下了智人的腳步。大越地區的土著方國最早在公元前10世紀出現在九州地區的史書之中，約公元前2世紀時崛起的楚國對江水下游的許多土著方國進行了大屠殺，隨後進入動亂的楚國失去對江水下游土著方國的控制，同時南下的商人們進入了江水下游並新建了許多城邦，在早期不斷的向大國依附中，大越迅速完成了從城邦聯盟到成熟中央集權國家的轉變，並於6世紀建國，在隨後的一千餘年內，大越逐漸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同時也屢屢擴張領土，最終於15世紀達到領土最大值，隨後不久的「松溪茶山事件」標誌着大越立憲的開始。15-19世紀，大越商人的遠播海外給大越帶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進行資本，這導致19世紀前期的大越已經成為東亞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隨着19世紀兩場戰爭的失敗以及海外經商權的失去，歸國的大越商賈發動的「歸賈事件」導致大越的完全虛君化以及之後的大崩盤之後，大越正在穩步重新發展起來。
　　現在的大越沿海地區是東亞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亞太地區不可忽視的一支外交力量。然而由於地域發展的極度不均衡，大越也成為東亞貧富差異最大的地區之一。

I.歷史[]

I.i. 史前時代[]

　　考古證據表明，在第四紀冰期末期，在如今的大越江水下游地區，就有了智人居住的遺蹟。最早發現於江澄縣北部沙洲上的人類牙齒化石揭示了大約生活於250000年前的孤山人，這也是大越境內最早的人類遺址。而後發現於裕溪、秣陵等地的一系列晚期智人已經處於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時代。之後馴化的水稻出現在公元前7600年的湖湘地區，稍早一些時候出現的耒、蒸籠等說明此時的人們已經開始了早期農業生活，這種耕作方式在隨後的1000年內迅速蔓延開來；而幾乎同時，在九州地區北部的太山遺址中出現了象形書寫符號，一般認為這些符號是後來漢字的鼻祖。
　　約公元前4000-5000年，馬山文化、下渚湖文化、蕭處文化等土著文明在湖湘平原、江浙平原、泉龍平原等肥沃的沖積扇區域蓬勃發展起來，彩陶的應用與早期青銅器的傳入使得這些文明格外絢爛多彩。

I. ii. 方國時代與楚國的擴張與崩潰[]

　　發生在約前3000年的一場大洪水中止了江水流域蓬勃發展的文明，而泉龍平原地區的蕭處文明也萎縮至海拔較高區。而緯度更高的黃淮地區的華夏諸部落則靠水利工程來渡過了這場大劫難，進入了傳說時代。公元前25世紀，華夏部落聯盟的出現，標識了華夏民族認同的產生，此時被用來記事的早期文字在後世不斷的轉寫中也讓這一時期的歷史大事流傳到了後代的文獻之中。在這一階段，不少部落由選舉繼承轉入長子繼承法，更多的生產資料也讓較大的部落有能力設立手工作坊、監獄、學校、城牆等設施，並最終在公元前20世紀前後轉變為方國。在前20世紀到前18世紀短短三百年的時間內，大大小小的方國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在黃淮地區發展起來，其中，今大越地區建立最早的方國當屬前1934年在淮水流域發展起來的六國（以今六州為中心），而隨後不久發展起來的徐國、楚國等方國，對後世江淮地區的歷史發展，帶來了很多變數。
　　大洪水過後的江水流域，部族向方國的轉變要等到約公元前15-16世紀，在今江漢地區發展起來的百子畈文明，緊跟着的是在江浙地區發展起來的狸橋文明，穿越大沼澤斷斷續續又綿延不絕的通商使得這些文明很容易就能接受到黃淮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先進的技術，使得這些方將從洪水的噩夢中醒來的部落很快完成了到方國的轉變，雖然沒有文字，這些方國還是能在黃淮地區相對較南的方國史書中尋到一絲身影。
　　而在北方，新興的華夏方國聯盟不斷地向着齊魯地區無洪水之虞的丘陵地帶墾荒，儘管創造過輝煌的車輞文化，東方鬆散的北支琅野人還是很快被從齊魯地區驅逐，至遲到前16世紀，齊魯地區史書中就不再出現大型的異族部落，同時在華夏聯盟內部，不斷的權力傾軋也讓早期處於外圍擴張強大但無名份的國家與中心地帶的老牌方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最終在齊國的一次尋常的朝覲缺席中大規模爆發出來，導致邊遠地區的方國紛紛脫離聯盟以自主發展。這也導致本就脆弱的方國聯盟的瓦解。
　　在之後漫長的一千年內，各個方國瘋狂的競爭在華北大平原上展開，不同的治國理念的被採用，不同的科學技術的被應用，不同的聯盟的破而後立給這段時間的歷史帶來了無限的紛亂，而在這樣戰火紛飛的年代，許多不同的學說也在方國之間的肥沃土壤上生根發芽。這些學說的創始人們通常被稱為「諸子」（諸位先生），而其代表的學說也通常被稱為「百家」。不同的學說在各自的門徒的傳播下在不同的方國中得到應用。另一方面，這時華夏地區（通稱「中夏」）的國家在兼併的同時，也向着非華夏地區的荒野開墾，並對漢水中上游與淮水南岸的小型部落進行驅逐或兼併。
　　這樣的社會形態一直持續到公元前6世紀楚國對漢東諸蠻的征服與對荊山以南地區的開墾，隨後不久楚的遷都郢，標誌着楚國統治中心已經完全南移到江漢平原地區。在隨後的幾百年間，在楚國貴族的不斷開墾封地，擠壓原居民生存空間的大背景下，江漢平原逐漸發展成了人口稠密的發達地區。此時江水中游的方國已經基本被楚國剿滅完畢，急於擴張領土的楚人開始向着嶺表地區與今舒江地區遷徙，在擴張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江水下游的中支琅野諸部族建立的方國發生摩擦。公元前3世紀時楚滅舒，隨後100年內江水下游的方國之間構建起鬆散軍事聯盟以抵抗楚國東侵。同時另一些較小的部族也利用原始的獨木舟向着大海的那一邊航行而去，這些人通常被認為是現代藍岸-雲汀語族的祖先的一部分。
　　然而這一切在公元前2世紀被已經進入鐵器時代的楚國軍隊無情地打破，江水下游那些尚以木石為主要生產工具的方國紛紛在楚軍的戰車與長矛下崩潰。楚人的鐵蹄無情地將這些國家從大地上抹去，由於這些小方國大部分將知識與文明保存在國家的高層——祭司與王室之間，在王室被摧毀之後，整個部族的燦爛文明也轟然倒塌，只留下倖存的愚昧無知的部眾，倖存的部眾一部分向着深山之中逃竄，另一部分則用祖輩傳下來的簡陋小船向着大海遷徙，希冀找到大海另一方的樂土，他們的後裔在小東洋各地的島嶼上遍地開花，是以為今日的藍岸-雲汀語族。現存的雲汀史詩《出南海記》開篇的戰爭場面有學者認為即是這場滅頂之災的真實寫照。而另一方面，楚國也向着黔中地區、嶺表地區的荒野一面開墾，一面驅逐當地的原居民，最終在打敗位於今南詔境內的滇國之後，楚國的國土達到最大。然而僅僅過了幾十年，一場從宮闈內燃起的暴亂很快席捲了整個楚國，楚國的崩潰基本是一夜間的，核心地區的暴亂使得楚國無暇再顧及王國邊緣的荒蠻地區，在黔中，一度臣服的滇國再次興起，將楚國的統治趕出了滇黔大地；在嶺表，楚國的將領自立為王，在郁水中游建立了後來的郁王朝，然而在江水下游茫茫的大平原上，被楚國打擊殆盡的土著文化短時間內再無復興可能，而常被土著騷擾的道路又導致楚國基本無法對這片土地實施有效的控制，曾經方國林立的江浙平原一時間變成了死氣沉沉的權力真空地區，只有零碎的部族來去匆匆。
　　而在重重山嶺的另一邊，蕭處文明在經歷了大洪水之後的劫難，在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下，緩慢發展出了閩文化，在公元前5世紀模何王（現代北部琅野語：王/무짜）統一閩水平原與泉龍平原時，閩國進入了統一的國家時代，然而好景不長，公元前4世紀，崛起於馬來地區的惠人隨着潮流到達閩地，並逐步將閩地變為了惠人的保護國，在惠人的控制下的閩國，一方面大幅度種植糧食作物以供惠人消費，另一方面惠人帶來的許多經濟作物也在閩國蓬勃地發展了起來。

I.iii.江水下游的重開發[]

　　公元前2世紀，此時南方的楚國正在九州南部的山水之間大舉征戰。而中夏核心地區的諸國正在不斷的征戰、聯姻。而淮水流域陳國的人民，此時開啟了探索商路的歷程。其時江水流域的商品在河淮地區十分稀缺也十分昂貴，而其中一些（如苞茅、柚等）又在河淮地區上層社會中地位相當重要。在楚國的大征戰的大背景下，這些商品資源很容易地被來自湖湘地區的商人們壟斷了。而由於與楚國相近而足夠強大，位於淮水上游北部的陳國也因此成為了這些江水流域商品資源的集散地。然而楚國商賈對奢侈品的長期壟斷，導致陳國商賈對楚國商賈的長期不滿，這種不滿逐漸積蓄，終於在公元前113年的一天，一群陳國商賈集結起來，預備向南方的大荒野中行進以向着開闢新的商路。這一商團，被後來的史學家稱為陳賈團。
　　公元前88年灣沚城（位於今鳩茲縣）的建成，標誌着陳賈團已經開始進入江浙地區的腹地。在短短兩百年時間內，陳賈團的城池已經遍布了楚皖山郡以東的廣大原野，同時也與虞、惠、閩等文明建立起了早期的商業關係。而此時剛從內亂中改朝換代的楚人卻處於與黃山地區的黃山蠻的時戰時和狀態中，對黃山以東的皖山郡尚且無法有效控制，更不用說皖山郡以東的廣大原野。而這也間接放任了陳賈團在江水下游近乎病毒式的擴張。
　　早期陳賈團的這些城池尚為土著商品交易的集散點，其城垣廣深也並不出眾，相對於河淮地區的小型城邑來說甚至有些簡陋。然而公元5年，廣陵越族起事占領廣陵並將之付之一炬，公元15年，陳國向陳賈團派遣行政人員科以重稅。這兩件事情迫使陳賈團重金聘請虞人來為自己的軍事力量添磚加瓦，這也代表了陳賈團從一個純商業團體向早期國家開始轉變。軍事只是第一步，在隨後的兩百年內，隨着中原其他地方商賈世家的加入與更多城池的建設，陳賈團在隨後的兩百年內發展出了複雜的城邦寡頭政治的行政體系，其本身也由一個鬆散的商業集團發展成了一個複雜又精密的寡頭政治城邦聯合體。而隨着行政水平的飛速發展，陳賈團內部的外交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最終在公元三世紀，陳賈團內部形成了兩大利益集團，後世多根據其初次會盟地點分別稱為「濡須四氏」與「無錫四氏」。這兩大利益集團在陳賈團內部的能力使得他們開始逐漸集結陳賈團內部的其他小型家族以壯大自己的力量。
　　而在對外方面，陳賈團也並沒有一成不變。作為整體的陳賈團並無實際的外交實體，然而家族集團與其他國家卻有着複雜的外交關係。公元2世紀後期的皖山之亂使得濡須四氏之梁氏趁亂奪得皖山地區，同時也打開了通向贛水流域的大門。從2世紀末柴桑城建成到3世紀末奪得楚南埜城，在百年時間內濡須四氏將楚人逐出了贛水流域，而對於本地的原住民則一邊殺戮一邊同化。另一方面，對於淮水流域的大國徐國與閩水地區的閩國，濡須四氏與無錫四氏也爭相尋求庇護，另一方面，對海外的惠人與虞人，陳賈團的家族們也以商貿為主線，構建起了多方面的聯繫。在3世紀到6世紀越國建立前夕，陳賈團的家族們都在江水下游周邊的大國之間斡旋，並同時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
　　然而雖然對原住民，這些中原來的商人們採取的是屠戮為主，同化為輔的政策，然而伴隨着婚配與原住民奴隸的引入，中原來的上層社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原住民的影響。至遲到公元3世紀中期，陳賈團已經受土著文化很深了。在這一時期下葬的戚墅堰一號墓（位於今延陵縣）中隨葬品與壁畫等的藝術風格已經可以明顯看出土著狸橋文化的顯著影響，而隨後於公元5世紀成書的《淮表諸族》中，更是將陳賈團看做一個獨立族群，而稱其「語言風俗，皆與越近，而尤善弓弩，弓弩之術幾強於中國千乘之國」。這一方面說明了此時的陳賈團已經與中夏地區的夏人有了很大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說明此時陳賈團的軍事力量亦已不容小覷。然而同時期的陳賈團卻認為自身為夏人而與土著越人並非一族。如4世紀末期無錫四氏之一的餘杭祁氏之祁陣就對太平山地區的越人首領說過「而公夏人也，無與汝越人同流」。同時期的其他人也幾有此意。
　　小型家族肅清的工作以5世紀末期鹽川鄒氏為濡須四氏附庸而正式完成，此時的無錫四氏雖說占據着更加富庶的江浙地區，然而濡須四氏占據地區的大小以及與虞人殘部的親密關係也彌補了這一劣勢。此時的濡須四氏所依附的是日薄西山的陳國，而無錫四氏此時的主要身份是閩國的江海都督。在濡須四氏對閩國劃定的江海都督與林野都督兩大羈縻區域邊境的毫不在意的背景下，閩國在山嶺以北設的兩大都督府之間的嫌隙日漸增長，此時的江水下游，洪水頻發，更是導致無錫四氏對對占有更多低山丘陵區的濡須四氏的征服的渴望。戰爭，一觸即發。

I.iv. 大越國的建立與擴張[]

　　早在公元5世紀中期，在濡須四氏與無錫四氏控制區的邊境上就開始逐漸出現邊界衝突，這一衝突到5世紀70年代逐漸演變成邊界上經常性的鬥毆現象，此時陳賈團的山陰盟會仍然照常進行，而雙方的高層也並未將這一微不足道的現象放在心上。公元492年，在當塗地區的一場鬥毆導致濡須四氏中鳩茲唐氏族長的幼子在鬥毆中失蹤，濡須四氏將這一事件認定為一次有預謀的綁架事件，在交涉未果時，濡須四氏在密謀攻破當塗城時消息走漏，隨之而來的是在當塗城郊馬鞍山的一場大戰。戰爭的結果是裝備精良、錢糧充裕的無錫四氏軍隊在自大的將領帶領之下大敗於倉促應戰的濡須四氏。這場戰爭直接使得濡須四氏與無錫四氏走到了對立面上，同時也導致了山陰盟會制度的崩潰。在其後的十多年內，經過多年的兼併戰爭，公元509年時無錫四氏麾下最後一座城池鄞城被攻陷後，濡須四氏統帥了整個陳賈團的經濟、外交、軍事等事務。公元510年，在濡須四氏的內部集會上，主張分權共和的池氏與主張集權發展的梁氏之間發生了爭吵，這一次爭吵導致池氏回到宛陵後憤然起兵反叛，在平定了池氏叛亂之後，梁氏決定效仿楚國，將陳賈團控制範圍內各城邑的兵力集中起來，駐紮於境內數個大城市，而僅給每個城邑以少量的自衛軍隊以應付土著與山賊，並將境內城邑按大小遠近分為郡縣二級，並效仿中原諸國以九品中正制選任地方長官。經過了幾次小型的叛亂與大型的清洗之後，梁氏很快肅清了境內的反對勢力，並在公元527年，陳國為徐國所滅時，獨立建國於山陰，定國號為越。
　　越國甫立的百年內，由於其與中原乃至其他地區相反的輕賦稅政策，導致大量人口的湧入，而當局也對人口的大量湧入表示支持，這些人口多以家族形式集體南遷，而越國政府又以出身及品行錄取人才，導致較大的家族的凝聚力在這一時期進一步加強，傳統華夏禮節中的家庭倫理部分被強化，逐漸形成等級森嚴、譜系清晰的早期宗族。這種早期宗族在越國前期逐漸定型，並逐漸發展到越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然而此時嫡庶形制尚未成型，嫡支旁支之分更未形成，此時越國的社會階層相對中原地區國家而言尚未完全僵化，而這也進一步導致居民的內流，這一時期，江浙地區、贛水地區的新城邑如同雨後春筍一般迅速出現。
　　同時，造紙術的改良導致紙張、毛筆與楷書在這一時期被大量應用在商業和行政上，也導致此時期行政的迅速高效化。582年，由越國政府主導的勘行正體字在全國的推行，也造成南派漢字的基本定型。這種字體在後世被不斷刊校與隨着商業的四處傳播，最終成為了現代南派漢字（應用於齊、大越、呂宋、越原等地，有別於萊燁東平等地使用的北派漢字）。另一方面，在各國方言中誕生的雅言此時成為各國的共通語，雅言與方言的脫離也導致此時的大九州古典詩歌開始從民歌中獨立出來發展，在九州各地發展並不斷交流的詩歌最後形成了現代的詩歌格律。在雅言的影響下與大量人口的流入的背景下，由中原雅言與江水下游土著語言結合形成的原始越語開始出現並開始獨立發展，幾乎是同時期中原華夏語也分裂為東西兩支，這兩支獨立發展成了現代的揚語支與秦語支，而楚地的楚語支也於這一時期成型並發展。這一時期形成的諸多方言分支最終導向了今日大九州地區語言的絢爛情況。
　　而在同一時間的楚國，由於強勁的黃山蠻的不斷騷擾，楚國一直無法攻擊越國以奪得皖山地區與贛水地區，最終於554年二國正式勘界以羅霄嶺為界，楚國放棄對皖山地區與贛水地區的宣稱權。555年楚國與黃山蠻的邾墟之戰導致楚王被俘，從此楚國一改皖山之變以來對黃山蠻的主動出擊政策而改為防守，隨後數十年內，楚國修築了蘄黃長牆以抵禦黃山蠻，7世紀初，黃山蠻與越國的交好導致楚國進一步將長牆延伸至長沙。同時，楚國對徭役的開放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居民的南遷。另一方面，楚國與郁國的關係的緩和也導致了楚國與郁國的人口對流逐漸增多，由於郁國大量荒地的存在，導致了楚人甚至更北的居民開始進入嶺表地區，這一時期最大的集散地位於今屬韶州的雲門關地區，所以嶺表至今仍有大範圍的「雲門關十八家」的傳說。
　　自從4世紀末的三場宮闈之變開始，楚國的政治即長期由宦官與外戚輪流把持，這兩大利益集團的互相傾軋導致了楚國上層社會的長期動盪。這一動盪局勢在7世紀中葉造成了楚國的嚴重內亂，這一時期的內亂導致了嶺表地區華夏移民遷入的高潮期，同時也導致了772年郁國的廣筵之亂，這也宣告了長達六百餘年的郁國常氏王朝結束，進入陳氏王朝。而這一時期，在楚的墨宗中心進一步南遷至郁國，廣筵之亂中墨宗勢力的協助也導致陳氏王朝早期默許墨宗的病毒式傳教的基本國策。而這一時期也導致了墨宗與郁國本土的華支釋教的衝突。這一衝突在陳氏王朝的前期不斷醞釀發酵，最終演變成了9世紀早期郁國的墨釋教爭，這直接導致了隨後的墨宗大屠殺。墨宗大屠殺發生於823年（郁國陳氏王朝紹平五年，故又被稱為「紹平教亂」），由墨者在郁國數大主要城市對非墨者人士長達三個多月的大規模屠殺對郁水中下游的生產生活基本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壞，同時也導致了交趾地區原住民與後遷入華夏人之間的矛盾所激發的針對華夏人的大規模驅逐與屠殺，這次屠殺導致了郁國數百年建立起來的完整行政體系毀於一旦，直接導致了郁國的迅速衰落；然而這次屠殺也導致了許多居民向郁水上游遷徙的進程，客觀上加速了郁水上游的開發。
　　而在東部沿海，自從公元2世紀陳賈團與閩國之間的穩定商路建立之後，商路的主導權就成為陳賈團以及隨後的越國與閩國及活躍於閩人內部的惠人之間爭奪的焦點。這一爭奪過程在陳賈團政權化後逐漸上升到了外交層面的矛盾，這一矛盾最後激化成了公元747年閩國對越國商賈的隨意羈押，並以這一事件為導火索引發了兩次越閩戰爭，儘管在惠人的劫掠下，越國本土受到了巨大的人力財力損失，然而在熟知地理形勢的閩國國內反惠勢力、長期訓練帶來的嚴謹軍紀與中原地區強勁的早期床弩的幫助下，越國最終驅逐了在閩地盤踞許久的惠人勢力，然而緊接着的數次大型的屠城，對閩地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之後越國對閩地的占據以及對閩人的強制性同化政策直接導致了閩人的強烈反抗，在長達五十年的激烈反抗中，閩水流域部分閩人逃脫至附近的荒野地帶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新政權，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有位於今潮州、螺州一帶的西閩王朝，位於今夷洲西部平原的東閩王朝，以及位於今琅野地區的早期琅野王朝，甚至還有一支琅野人渡海南下，直至今匋峇奴牙地區，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國家。然而那些位于越國附近的小王朝由於其所處地域的狹小與物產匱乏，很快被越國攻滅，並納入郡縣體制建立起穩固的統治，相較於依靠地方豪強統治的本土地區，新納入的這一大片區域無疑很快成為了越國王室少數可直接控制的區域，在這一地區，由越語人群為主導的新的社會秩序很快建立了起來，同時，科舉制的傳入也很快讓越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雙軌制的人才選舉制度——北部的本土地區繼續以出身與品行錄取人才，而南部的閩地則逐步開始推行以學識與策略取人，917年（前梁氏越國昭平十八年）設立的閩科一般即被認為是大越科舉的開端。隨後不久在贛水道地區徐人爆發的叛亂也在對贛水流域的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後，使得越國政府有能力將在閩地初見成效的科舉制度應用於叛亂平定後的贛水流域，另一方面，徐人的這次大規模叛亂中伴隨的大屠殺也迫使越人遷居於今吉平盆地甚至南下至南埜地區與進入閩地，客觀上加強了這些區域的開發。
　　在同一時期，由於新獲得了大片領土，越國開始有序地鼓勵流民開墾這些新獲取的領土。這一時期的墾荒潮一方面吸引了更多農民的南遷，另一方面，也導致許多幼子或庶子，在得不到或者得到很少的家產的情況下，選擇了脫離氏族，獨立開闢新土地的道路。在10世紀中期的這一社會現實下，之前僅僅靠血緣維繫的傳統宗族在利益的面前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為了約束年輕人而被制定的嚴峻家規也出現了，家規的出現標誌着大型家族的基本秩序被建立起來，而這些秩序也影響到了後來乃至於現代的大越社會。另一方面，紹平教亂的巨大影響，也使得此時的南方諸國開始警惕極端宗教團體可能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與同時期楚國的強制毀損寺廟不同的是，此時的越國採取的是禁止公開傳教的辦法，這種相對溫和的辦法在宗族勢力大幅度增長的背景下，最終也造成了多種宗教在越國境內的逐漸衰退。
　　另一方面，楚國的內亂平定下來之後，長達百年的休養生息也使得這個國家一步步地恢復了昔日的國力，在這一百年內，楚國甚至攻占了黃山地區，並在當地試行土司制度。而紹平教亂後一蹶不振的郁國卻沒有這般好運，在公元10世紀早期的幾場戰爭後，郁國於923年為楚國所滅，末代郁王陳糾戰死。在廣信故都被攻占後，郁國王室分為兩支，一支以太子陳懿為首，向西退入今高州、廉州一帶，遷都今椹川，號南都，史稱「西郁」，另一支以郁國王室庶長子陳潼為首，東渡大海至今呂宋群島，是為今日呂宋王室。此後在南都被攻破後，西郁王室又渡海退居交趾，從此時到西郁王朝為楚國吞併之間這一時段，史稱「交趾西郁時期」。在長達兩百年的交趾西郁時期，西郁王室的迅速本地化對交趾地區土著曼人的民族認同產生了很大影響，而這也為之後的交趾獨立主義製造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在12世紀楚國攻滅交趾西郁王朝後，交趾一直有小規模的反抗華夏人政權的起義，這一情況直到16世紀交趾成功獨立為止。而在越國夷洲東部的山區與谷地，夷洲原居民也在10世紀左右，在流亡閩人與墾荒的越人的影響下，向着部落聯盟轉變，然而不久越國的統治就延續到這一地區，以至於這些原居民只能將他們的部落聯盟退至深山，最後被越國政府承認其自治地位。
　　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是火藥的出現（7世紀）、雕版印刷術的出現（7世紀）、與指南針的廣泛應用（9世紀），其中尤以火藥的出現對後世影響最深，出現後不久，具有殺傷力的火槍就開始在越國出現，然而此時的火槍主要還是靠的冷兵器的穿刺，而火藥更多是加深傷害作用，稍後出現的火炮卻以其大規模的殺傷力很快被投入到了實戰中。越國制式配置火炮在12世紀中期左右，而在隨後，突火槍的出現及逐漸改進使得一些精銳部隊開始裝備這些武器。另一方面，指南針的大幅應用使得越人可以繪出精確的針行圖，在現存的針行圖中，可以很明確地看出越人已經開闢了穩定至南洋群島甚至西行至今風昕乃至於庫努亞布、馬蘇姆等地的航線，同時，指南針的傳出亦推動了世界的早期全球化進程。
　　13世紀中期的越國經過資本積累與階層固化，已經成為一個相對較穩定而富饒的國家，而由於早期火器的不斷發展，在國防上越國的實力也不容小覷；而此時的楚國在經歷了幾次嚴重的內亂以及與秦國的正面交鋒後，此時的楚國只能勉強保有現有的領土，再無精力發動更多的征伐。在13世紀中期楚國的再一次內亂後，越國的出兵無疑給虛弱的楚國政局帶來了致命一擊，聽命于越國的楚國王室在楚王無疾而終後迅速分崩離析，而整整一代人的整合過程——包括對舊貴族的肅清與對中下層人民的籠絡最終使得楚國在建昌七年（1303）被併入越國，這一次的合併使得越國的領土幾乎擴大了一倍多，而此時越國卻要不得不面對楚國留下的許多爛攤子——包括交趾持續的土著起義，武陵山區的不服王化的土司。此時的越國卻只能讓這些頭疼的事情自由發展，雖然成功地開疆拓土，然而長期的外戚執政，對越國上層社會造成的長期動盪終於在1388年達到高潮，這一年年僅七歲的幼王向尤太后之兄禪讓而受封於剡，史稱「尤氏篡梁」或者「戊辰日食」。這次禪讓標識着長達八百餘年的梁氏越國第一王朝告一段落，而進入尤氏越國的時代。
　　在外交上，尤氏越國正處於15世紀氐齊興起的時段，在北方的氐齊興起時，尤氏越國發動的徐州征伐很快地滅殺了已被氐齊騎兵正面衝擊過了的徐國，並趁亂奪得了琅琊，一度到達過渤海地區。在這一時期，越國達到了歷史最大穩定控制領土，北起琅琊，南至九真，東傍大海，西據黔中，基本完成了統一。1502年的尤氏越國，更改國號為大越，這也是現今大越的國號第一次出現在世界歷史上。
　　而在內政上，尤氏越國最顯著的改革是對徭役的廢除與對農閒時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僱傭，這一改革措施雖然並未大規模施行，仍然被視為是後世大越資本主義化的開端。除此之外，火繩槍也在這一時期被大規模裝備在軍隊上。此時的火炮技術已經相對成熟且低廉，也被廣泛應用於軍隊中。技術上的領先被認為是在後來的越齊戰爭中大越最後能幾乎全身而退的重要原因。
　　短暫的和平並不長久，1572年的越齊戰爭，還是來得令人猝不及防。雖然初期在淮北的城池大面積丟失，憑藉火炮，大越還是成功與齊國在淮上一帶膠着了數年，這對齊國的下一步軍事行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戰爭結束於1580年（尤氏越國靖王大治十年），這一年簽署的「大治和約」讓越人失去了淮北的大片領土，然而也讓越人重新打通了從九州北部一路沿海向南向西直達西洋的商路，而這也為後來大越的繁榮商業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
　　在1577年獨立的交州此時重回越人的視野，在1600年、1607年兩次藤江之戰之後，雖然有先進的火器，然而地形和氣候因素造成的越人慘重的死傷還是對整個決策層的士氣都是毀滅性的打擊。最終大越終於承認了交州曼人的獨立國家身份，這一事件成為了尤氏越國在被梁氏復辟之前，壓垮整個王室聲望的最後一根稻草。
　　發生在1612年的新的禪讓非常順利，這個國家曾經的主人再一次君臨天下。這位新上任的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貴族們的商業限制放開，讓貴族去自由經商，那些歡呼着登上遠洋貨船的貴族們或許不會想到，這眼前看似財源滾滾的絲綢之路，將在不久後變成他們的死亡之路，而在更遠的未來，這條路，又打開了一個新的時代。

I. v. 全球化與工業革命[]

　　貴族經商權的放開，在短時間內很快讓大越國內尾大不掉的舊貴族體系得到了精簡——自從大越立國以來，為了防止舊貴族擁權自重而禁止從商改用國家財政補貼的財政體系被徹底廢除，一方面各大舊貴族家族早就不滿足於微薄的財政補貼，他們很多渴望重溫先人的道路，靠經商而富可敵國，另一方面，剛剛改朝換代的大越內部政治並不太平，這一時期敲山震虎的幾次大清洗導致很多中下層貴族人人自危，在開放了貴族的海外經商權利之後，很多相對較小的貴族家族都以去海外經商的名義避禍海外。
　　伴隨着鼓勵通商，大越政府不久又開始了另一項政策——對邊遠地區之前楚國設立的土司進行改土歸流，廢除土司官職的世襲權，改以以內地官員鎮守，而對土司地區實施類似其他地區的人才選拔制度。這一制度最早在黃山地區推行，遭到了各地土司的強烈叛亂，其中位於今蒙龍地區的蒙龍土司之亂規模最大，其稱王號「淡基」（蒙龍黃山語：[dam˥˩ ki˧˧]，「勝利」之意），並建立淡基國，之後在為越國平定之後，原淡基國國民遭到了殘酷的屠殺。這一進程在其他黃山蠻系土司的叛亂中也時有發生。在殘酷的鎮壓與有意識的外遷原居民的情況下，黃山蠻土司千年來的本土統治化為烏有。
　　在這一前提下，大越政府在採取對原土司貴族實施如同大越本土舊貴族的海外經商優待政策的同時，以屠殺與強制遷徙恫嚇大越西部其他包括巴系、蠻芒系、籠買系等多民族土司放棄自治權。這一運動在1623年（後梁氏越國昭明十年），以今普聽地區（現屬南詔）的普聽土司的投降為標誌，正式結束。
　　舊貴族勢力的剪除與土司勢力的剪除大約到17世紀60年代才完全完成，在這一過程中，在大越立國後被長期壓制的商業傳統再一次得到了發揚。在廢除舊貴族的經商限制的大背景下，很多貴族憑藉長期積攢的人脈順利成為了大商賈，而在1635年（後梁氏越國普和元年）允許貴族頭銜買賣後，很多大商賈也會靠買來一個貴族頭銜為自己增光，無形之中也造成了舊貴族階級的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此時歐洲出現的啟蒙萌芽，也導致在外的大越商賈很容易將相對較為開明的思想傳入自己的家族。而另一方面，在沿海的發達思潮的衝擊下，一些並不在傳統商路上的地區為了防止年輕人的流失與宗族勢力的崩潰，採用了另一種方式——即通過限制人身自由與洗腦的方法，進一步鞏固宗族在基層的勢力，而現代大越城鄉差異的種子，也在這時候埋下。
　　一切似乎都那麼的簡單，舊貴族勢力在頭銜自由買賣後已經基本宣告瓦解，舊土司勢力也在恩威並重的改土歸流進程中逐漸消失，此時國家的一切行政權力收編中央似乎已經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只是，這個龐大的政府還需要一項可以借之獲得暴利的商品作為維持這個龐大機構運轉的資金來源，此時的大越政府，並沒有類似之前的中原諸國將視線投往國內的必需物資——食鹽與鐵，而是將視線投向了大越最大的對外出口物資之一——茶葉。而一場影響了整個大越歷史進程的動亂，也隱藏在迷霧之中，伺機待發。
　　1670年（後梁氏越國安平三年）的春日，對大越的茶農來說，是一個寒冷的春日。就在這個春天，大越頒布了《官茶令》，正式宣布全國茶山歸政府所有，所有茶葉由政府主導銷售，而不允許私人銷售茶葉。政府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從茶農手中收購茶葉，再在政府開辦的商行中以昂貴的價格向商賈們賣出，以賺取差價。這一法令很快遭到了大越各地的茶農的抵制。這一年的清明，在甌閩地區重要的茶葉集散地建州松谿縣（今松州東平縣）發生了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時任松谿縣令被建州各地聚集在松溪的憤怒的茶農亂棍打死，而包括縣衙在內的松谿縣政府機關也全部被茶農付之一炬。集結成隊的茶農隨即洗劫了鄰近的數個縣城，而甌閩境內的茶農的不滿情緒也迅速爆發——在清明至端午前後不到一季的時間，甌閩地區大大小小發生了上百起茶農起事，這一起事進程在松溪的茶農義軍被鎮壓之後依舊在甌閩道各地推進，甚至在湖湘、嶺表等地的茶農中也開始有了零星的起事。另一方面，很多茶商也與鄉內或族內的茶農一同起事，在海外僱傭兵的幫助下，很多商人都成了讓本地廂兵頭疼的存在，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義軍是起事於暨浦地區的叢光蕊義軍，叢氏徵召的西洋僱傭兵攜銅炮百門，一度攻破山陰城西門。雖然最後在各地緊急調撥的廂兵的三光政策下，叢氏一族在次年被剿滅，然而越州地區的茶葉生產也隨即覆滅，直至今日尚未完全恢復，其中在暨浦地區栽種，一度作為貢茶的「江藻青尖」，經此一殪，竟至滅絕。
　　在這一巨大的國內壓力下，兩年後的1672年（後梁氏越國安平五年），大越政府宣布廢棄《官茶令》。同年的成立的由山陰商賈組成的集議會，在審查越王下的面向全國的詔書的同時，也首次使得大越王室的權力得到了約束。1698年集議會改為論閣。論閣成員改由各地舉派的地方大賈擔任，1776年設立的下論閣更是規定了全國各地舉派的各階層比例（士、農、工、商各占四一）。雖然直到歸賈事件之前，論閣都無權直接廢除整個詔令，然而論閣的設立還是被史學界一致認定為大越平民議政的開端。
　　論閣建立初期正是大越大規模對外交流的時間，同時正如火如荼地在地中海東部進行的科技革命也使得大越這頭巨獸通過如神經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商賈集團嗅到了變革的先機。燧發槍至遲在1733年的政制改革被廣泛應用於脫離了行政的軍隊中，說明此時的燧發槍已經足夠便宜到能夠量產。隨後不久蒸汽機的傳入直接催生了直道與相配套的汽車的出現，汽車的出現也使得大越的軍事調度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民用方面，蒸汽機與水力紡紗機的傳入也對傳統的手工業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尤其是水力紡紗機在江浙平原的普及，一方面由於成本低廉，價格也相應低廉，機紡布將江浙本土的棉毛紡織業打擊至幾近滅絕，另一方面，由於此時的水力紡紗機尚不夠輕巧，對較為脆弱的絲綢無法進行制式的有效處理，絲綢業還是很大部分依賴於人工製作，而這也導致了絲綢業的高端化，直到現代的手工蘇錦業。這一現象也在很多其他的行業平行發生着，而正是此時的行業差異，導向了很多現代的奢侈品與必需品的差異。
　　工業革命帶來的快速發展與以宗族與鄉親為紐帶的產銷網絡的形成，催生了很多大型商業家族的誕生，而在此時尚是各商業城邦的南洋，隨着以大型家族為核心的資本集中，出現了更多以一族或數族之力控制整座城邦的財閥。財閥的出現緊接着的是小範圍內跨行業的壟斷，在排擠小型商人集團的同時，也使得這些財閥在所處的城邦中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此時的南洋諸城邦的共和制度在財閥們的壟斷下，逐漸演變成了寡頭共和制度，最後一步步地，在城內居民的票選下，自由的城邦逐漸變成了財閥們的財產，其中很多城邦甚至一直存在直至今日。
　　而大越本土呢？王權此時已經開始被人心所束縛，舊貴族都流散海外，而全國上下的工業革命，也正在轟轟烈烈而有條不紊地展開着，這個國家，在四周尚在內戰與封建的陰影下的同時，似乎已經迎來了她最美好的時代。然而，誰又能想到，隨後的一個渺小的近鄰，能將這盤旋而上的巨龍，自九霄之上，狠狠地擲向了冰冷的泥沼之中，又有誰能想到，這巨龍身上一個微不足道的傷口，又能讓它在這泥沼中差點崩潰，直至一位不世之良才的出現？

I. vi. 大崩盤與現代大越[]

　　19世紀早期，大越正處在康景盛世的黃金時段，此時的大越政局並無較大動盪，而且相對較為完備的大越-南洋-西洋的工業鏈條的建立也使得大越的財政長期保留着貿易順差。而在外交方面，齊越的修好協定並沒有隨着齊國的數次動盪失去效力，而早在松溪茶山事件之前即宣布臣服的琉球國也是大越另一個雖然不那麼忠心但是依舊可靠的夥伴。然而這一片歌舞昇平的背後，隱藏的水深火熱，亦即將到來。
　　1821年（後梁氏越國詔康元年）通過政變上台的厲王梁戩，在封鎖消息宣稱先王暴斃的同時，急不可耐地在喪期內匆匆即位。隨即以邊境糾紛為藉口，展開了對南詔的侵略戰爭，史稱越詔戰爭。雖然軍備與技術有所領先，南詔的惡劣基建與廣布的軍事據點還是給大越軍隊的行進帶來了許多困難。次年的盤城攻防戰，在慘烈的巷戰與越軍混亂的調度的背景下，以大越方損失一萬人並撤軍為結束。盤城攻防戰之後，整個戰局急轉直下，最終在橫山攻防戰後，大越以10萬兩白銀賠款與普聽一縣換得了和平。越詔戰爭的失敗通常被認為是大越近代崩潰的開端，日後的史學家有時將這場戰爭與緊接着的越伊戰爭並稱為「詔康雙亂」，以之為王權過度的邊疆之亂。然而當時尚未從高原上的慘敗中回過神來的大越人，絕不會有人想到，另一場將大越這艘尚未來得及駛回原定航線的巨船擊得幾乎傾覆的巨浪，遙遙在望。
　　1827年（後梁氏越國詔康七年），琉球絕嗣，琉球丞相江如攝政。不久伊蘭洛向琉球發布通告要求琉球併入伊蘭洛，否則伊蘭洛將襲擊琉球並摧毀琉球都城中山城。在這樣的外交壓力下，江如派遣使者至山陰，表示希望大越能出手相助，並可以國土為交換條件。厲王婉拒了琉球併入大越的主張，而許諾待琉球三年國喪期至，另派王室成員治理琉球。這一外交舉措使得伊蘭洛勃然大怒，並在次年攻擊琉球，此時的越駐琉球軍隊尚未完全到位，伊蘭洛很容易就攻占了琉球全境六島八山城，琉球國正式滅亡。隨後伊蘭洛政府宣稱江如為大越奸細，並以此為由頭對琉球舊朝廷中的親越分子展開了一場大清洗。消息傳到大越，厲王不顧上下論閣二宰的反對，執意要求發兵攻打琉球，越伊戰爭正式爆發。然而經過越詔戰爭慘敗而集體厭戰的大越軍隊士氣低落，雖然憑藉軍令和軍備尚能與士氣高企的伊蘭洛軍隊一戰，然而始終無法將伊蘭洛軍隊完全趕出琉球。在琉球地區的拉鋸戰持續了長達五年，琉球土著居民在出逃和死亡之間被動地做出了一個又一個選擇。最終1833年（後梁氏越國詔康十三年）在淘郡島失守之後，伊蘭洛死士趁夜晚防守疏忽時登陸了位於夷洲雞籠的大越水師衛，在攻占水師衛，控制雞籠海面之後，伊蘭洛隨即登陸雞籠並展開了長達旬日的大屠殺，史稱「雞籠城難」，這場大屠殺不僅對大越水師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同時也顯著增長了大越軍隊與民眾的厭戰情緒，並隨即導向了當年兩國在琉球原首都中山城的「中山和談」與和談時簽訂的《中山和約》。
　　《中山和約》要求大越政府放棄對琉球全境的宣稱權並承認伊蘭洛對琉球的有效領屬，這一條約使得厲王在國內聲望盡失。同時大越政府還放棄了在南洋地區的八座較大商埠——屬帛夏洲的禹城、星獅、屬曼德勒的柴棍（今屬大曼）、新州（今屬大曼）、仰光、屬財閥屬地的泗水、椰城、巨港——與東洋地區的八座較大商埠——屬藍岸的芳洲、屬虞的北海、北海下、西京、上濱、川下、崎陵、建安——的經商與泊舟權利，並遣返當地的所有未入本地籍貫的大越籍商人。1833-1834年，各地掀起了一股遣返大越商賈的浪潮，大量商賈被迫從經營了數代甚至十數代的商埠被遣返，同時穩定運轉的大越-南洋-西洋的工業體系也隨着南洋越僑的被遣返被完全毀滅。對很多中小型的商賈家族與很多工人來說，強制性的遣返很容易讓他們的家財毀於一旦，而在國內稀薄的關係網也使得他們很難在離開多年已經生疏的國內立足。這一矛盾的不斷積累，終於給這艘試圖修補進水的船艙卻反倒不斷打了更多的洞窟的漏船打了一個最大的洞。
　　小範圍的騷亂在1833年年末即在大越各道道台所在地零星發生，這些騷亂很快被各地捕役系統平定。然而長期的在外經商已經導致很多人除了在海外的資產一無所有，強制性的遣返導致了大越國內很多地方出現了尖銳的人地矛盾，大量由中產僑民轉化成的富裕勞動力湧入大越各大都市以及都市附近的小城與鄉村，對本土的勞動力市場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而這一供大於求的市場局面，也造成了很多流民的產生。大規模的騷亂在1834年夏季爆發，大量流民對論閣設在各地的問情所進行了衝擊，而聚集在首都山陰的流民更是攻入了論閣總部，抓捕時任上論閣宰章瀟帆，並公開將其在山陰鬧市區私刑處決並聲明其玩忽職守。同時另一波流民沖入王居，厲王僥倖逃出，然而憤怒的流民還是在王居內打砸燒搶。雖然隨後的軍事鎮壓平息了大規模的騷亂，然而小規模的騷亂與部分地區的據點式流民的抵抗狀態還是持續到了這一年的年底。隨後，驚魂未定的厲王被群臣彈劾，在國內高企的輿論壓力與軍方的壓力下，厲王只好自陳罪己詔，而幽居剡縣陳女台中，而王弟猷攝政，直至次年夏日，厲王鬱鬱而終，王弟猷即位，次年改元昭德，是為德王。
　　德王時期重構論閣結構，使得論閣從之前的審查機構變成了真正的立法機構，而越王室也失去了實權，成為了國家符號。就在德王昭德元年，大越通過了第一部憲法，稱《昭德律》。而另一方面，從這時開始，由論閣商人主導的房地產發展逐漸開始發展。這一時期，城牆的拆毀與近郊土地的開發成為了大越各地的正常現象。有統計，在1835年（後梁氏越國詔康十五年）到1845年（後梁氏越國昭德九年）短短十年的時間內，大越的城市建築面積增長了約30%，而在之後的百餘年時間內，期貨市場也很快發展了起來。這樣繁榮的經濟狀況一直持續到1919年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前，似乎也即將一直持續下去。
　　經濟的疲態在1910年代後其實就開始逐漸凸顯了，本土資本家運作造成的房價高企使得重新穩定下來的中產階級很難買到稱心的房子——然而在外經商權的喪失使得大部分人只能湧向房價相對低的地區買房居住，而這樣的舉動又再次將這些地區的房價炒熱，如此的惡性循環客觀上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炒房的怪圈之中。另一方面，房價的高企也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高企的物價的帶動下，雖然經濟總量一直在穩步前進，然而經濟泡沫越吹越大，國家漸漸不堪重負。
　　1919年（後梁氏越國安華八年）太平洋戰爭後的芳洲體系將大越所屬的正常海外經商權交回大越時，在國內高企物價的巨大壓力和國外的無限商機的面前，大量中產階級開始了僑居海外的道路。有統計，在1920-1925年短短五年時間內，江浙平原地區的人口流失達到五成五，有的地區（如江澄地區）人口外流甚至達到七成以上，而人口在之後的五年時間內還在進一步流失。據估算，至1930年（後梁氏越國安華十九年），大越全國約有一億五千萬左右的居民出境經商，而這一比例大約占到當時人口比例的三到四成。大量的居民湧向海外，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導向人群的迅速減少，也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持續增長，此時已經有資本家發現了市場崩潰的前兆而脫身出國，然而大部分人還在為國內看似欣欣向榮的經濟境況感到興奮。
　　期貨市場的崩潰發生在1931年（後梁氏越國安華二十年），這一年的秋季，越、明、劍、廣、升五地的房價首先開始了迅速的下跌，很多將資本投入房地產的商人的資產很快便化為烏有。同時下跌的還有土地價格，而土地價格的迅速下跌也使得關於很多論閣內部人員的不良貸款被暴露於公眾面前，其中影響最廣的是安華廿一年三月事發的「張明彩案」，這一案件以上論閣士張晨琅之子張明彩為關鍵人物，牽扯到五道三十餘州一百一十餘縣的土地炒作，而這一案件在大越的影響也讓很多人認為是論閣公信力下降的開端，並且間接導致了五年後論閣的崩潰。另一方面，房地產與土地的跌價也造成了越文的大幅貶值，這一貶值現象造成了大量的通貨膨脹。由於此時大越尚使用銀本位，而同時期國際上的主流本位金屬為金，外匯的對流並不通暢，這一不通暢進一步導致了國內的大幅度通貨膨脹，並直接導致了隨後的大崩盤。
　　1931-1935年的五年中，論閣的公信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做空事件被披露之後下降，但直到1935年一月，時任上論閣宰程愾狐被破產中產階級激進分子刺殺之前，論閣都還能保證起碼的穩定會議。程愾狐刺殺事件之後，上下論閣各士紛紛辭職，有些甚至未經辭職就偷渡出境。而隨着這一消息在全國傳播開來，各地的流民開始強烈衝擊論閣設在各地的辦事處，有些甚至開始衝擊其他的政府機構。同年江水流域大洪災，導致很多人以宗族為單位聚集以自保，此時大越對農村地區的掌控已經基本完全癱瘓。
　　1935年末幽王崩，太子爍即位，改元承觀，即為定王。定王即位，首先出內帑與借貸以治理江水水患與救濟城市貧民。隨後定王採取了限制開發與限制結黨等一系列措施以提高穩定度，並上馬了數個大型項目以提供工作機會。隨後定王主導修訂了數部關於工業復興與資本管制的法律，以限制資本家的權力。同時定王下令重修各地城牆以限制城市開發與城市近郊土地的哄抬。另一方面，定王積極推進農村宗族自治化的進程以獲取宗族支持，同時也在工業逐漸復興之後，逐步推進城市福利普及化。隨後，在1943年（後梁氏越國承觀八年）大越宣布廢除銀本位，採用金本位，這也標誌着銀本位在九州地區的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在改革經濟制度的同時，定王還推行了司法-行政-監察三權分立的體系的構建。1941年（後梁氏越國承觀六年）設定的斷司省統領全國司法事務，總部設於番禺縣，番禺縣成為大越的司法首都。次年設立了監察為主的監司省，同時推行各地監司機構的設立。完整體系的三權分立，雖然導致了之後大越國內政治效率相對降低，也從客觀上保障了大越經濟的相對獨立與相對穩定。1952年（後梁氏越國承觀十七年）重建上下論閣，採取下論閣提案上論閣審案以及限制商賈參入下論閣的措施，進一步對大資本家的權力進行了約束，從而進一步保障了國內經濟的相對穩定。
　　經濟的復甦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僑資的注入，大越經濟開始緩慢復甦。隨後克拉斯洛匹統一戰爭中大越商人的投資土地更進一步將大越經濟從泥淖中拉出。同時1954年（後梁氏越國承觀十九年）劍南租界臨港地區也給大越經濟以一份穩定的收入。而隨着大越商賈在南洋等地商業占比的逐漸提升，在隨後的幾十年內，大越的國家形象也慢慢上升。而此時，大越國家內部的另一股勢力卻慢慢開始抬頭。
　　1973年（後梁氏越國長盛十五年），望廈一名張氏女因性取向問題不願出嫁，在逃到城內女友家時，被家長報備私刑，後雙雙死於傷重不治。這一問題迅速在大越各地的性少數人群與人權主義者中激起極大反響。隨後的一個月內，在大越各地發生了多起反對宗族霸權，提升個人權利的遊行。隨後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大越政府宣布人權歸國家保護，宗族無權干涉。此令一出，很多地區的宗族——尤其是黔中、贛水地區的保守宗族——都勒令家族成員歸鄉，造成了很多在城市的小型家庭都向政府尋求庇護，從而造成了很多農村地區的宗族衝擊當地的稅務站以及附近的大型國有設施等，最終迫使大越政府以宗族退出城市為前提，承認宗族在農村地區的高度自治權利，這一政策直接導向了如今大越地區社會形態的巨大差異。然而隨着宗族勢力的退出，城市的健全人權體系也在隨後的十數年內迅速發展，同時發展的還有城市的福利保障制度。同時對大越社會影響最大的是這一階段的大越下論閣在大越傳統「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上提出了「一妻一夫多侍」的婚姻概念，隨後同性民事結合制度的出現也使得大越城市性少數者的權益得到了基本保障。這一切的修改在1983年（後梁氏越國長盛廿五年）通過的《長盛新律》中坐實且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
　　1999年（後梁氏越國開祐二年）七月，維克洛塔記者在大越拍攝的《大越的秘密》（le secrēt de Doegnut）一片展示了大越農村宗族地區的很多亂象，此片一經播出，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也迫使大越政府終於下定決心來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此時的宗族高層大多居住在城市內，沿海發達地區的宗族也大多數商業化，淡化了傳統的等級概念。這時候大越推行了教育改革，允許宗族開辦宗塾而依籍強制要求所有適齡兒童參加統一的入堂考，且每鄉必須有一定比例的童生入城入堂。雖然並未強制統一宗塾的教材，統一的入堂考照樣限制了宗塾的教學內容。雖然這政策行施時間不長，但是在很多地區現今已取得較明顯的成效。
　　2004年（後梁氏越國開祐七年）臨港租借地開始越劍合作狀態後，泛江水流域的經濟境況在逐漸明朗，最後催生了2015年（後梁氏越國開祐十八年）由大越和劍南牽頭，組建的越劍詔經濟聯盟，這一聯盟在標識着江水上下經濟環境已經變得混一的同時，也將對大越今後的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
　　從史前蠻荒的瘴癘之地到如今的魚米之鄉，大越一步步走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很多輝煌之時，也有過很多灰暗之時，然而，她總歸是在逐漸好轉的。這艘即將離開今日之港，駛向明日之海洋的巨船啊，如今正巨帆滿張。

II.地理[]

II.i.地質與水文[]

　　大越國大部分地區位於華南地塊上，在大越國境內這一地塊又可基本分為兩大地理單元，即位於北部的江水地台與位於南部的五嶺域塊，二者之間以袁越地裂為界，在亙古時代這一地區曾有活躍的地質運動，在今日的江水沿岸也能看到那時遺留下來的皖鐘山群。在經過了漫長的地質年代後，這一區域已經趨於穩定，而隨後東南方向小東洋陸塊向九州陸塊的俯衝，形成了夷洲島，並形成了閩海火山帶與夷洲-琉球海槽；在火山帶沉寂後的數百萬年內，這一地區仍然地震頻發，並在小東洋陸塊的持續俯衝下形成了夷洲山脈。而在同一歷史時期，燧明高原的隆起也造成了九州西部持續的地質活動，同時也促進了雷瓊火山群的誕生，並誕生了湖光岩等許多地質造就的著名景點。而在同時各地河流入海口持續的陸進現象與低洼地區的海侵以及部分地區的風蝕現象，一同對大越各地的晚近的地形地貌進行着刻畫作用。直至今日，東南活動的地震、沿海的陸海進退、內陸河流的水文變化還在對大越的地形地貌產生持續的影響。
　　拜複雜的地質運動所賜，大越境內的火山地震帶直到今日都較為活躍。其中最為活躍的是位於甌閩地區的夷洲地震帶，其為環小東洋火山地震帶的一部分，這一地震帶地震頻發，例如開祐二年八月夷州發生的竹山大震，這一地震是大越近現代發生的最大地震，尤氏越國光文六年（1604）十月與光文九年（1607）八月發生在閩海峽的前後閩海大震也發生在這一地震帶上，這兩次地震據估算其震度可能超過竹山大震而成為大越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同時這兩次地震死亡人數達十五餘萬，也是古代大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而大越近代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安華八年（1918）一月潮州的澳川強震也在這條地震帶上，這次地震由於震中在人口密集的潮州地區，且震中臨海，造成海嘯，死亡人數達三萬餘人。另一條較大的地震帶是位於江浙平原腹地的柴桑地震帶（國際統稱萊城-柴桑地震帶），這一地震帶為跨境地震帶，其中大越段歷史上最大地震為開祐八年十月江州地震，然而後梁氏越國安平元年（1688）六月大齊國境內的郯城強震與長盛十六年（1974）十二月萊燁東平國境內的遼東強震均發生在這道斷裂帶上，對大越境內均造成了影響。
　　相比於強震，大越境內的火山相對較少，目前唯一的休眠火山帶是位於夷洲島上的油坑火山帶，這一地區的火山運動較多，因而也出產硫磺等火山風物，除此之外，已經停止活動的火山也遍布大越各地，其中較大的有以出產玄武岩而知名的皖江火山帶和以火山湖知名的雷瓊火山帶，相對於地震，大越的火山危害度較小。
　　大越全境河流大致可以分為江水流域、郁水流域、甌閩諸水三大片區，其中，江水流域與郁水流域皆為跨國區域，江水發源於燧明國境內，流域跨燧明、劍南、南詔、大越四國，且僰道地區以下四季皆可通行，是重要的航運河流。江水在大越境內主要的支流有湘水、漢水（跨境）、贛水、濡須水、涇水等，其中漢水、湘水、贛水三條河流極其眾多的支流給大越重要的農業基地湖湘平原提供了優質的灌溉水源。另一方面，江水下游與淮水相連通的諸多水道也給江浙平原北部提供了豐富的水源，也使得這一地區成為大越另一重要的農業基地。
　　另一條跨境的河流郁水則可分西郁水、北郁水、東郁水三支，其中東、北二支皆發源於大越境內，而西郁水發源於南詔境內，跨南詔、大越二國。由於南詔段相對難通航，也導致了西郁水整體的跨境航運價值不高，然而西郁水上游的大落差峽谷蘊含着豐富的水利價值，也促成了越詔二國的水電開發合作。同時郁水河口原的灌溉也大多仰仗於郁水各支流的灌溉。
　　而甌閩諸水指從漸江灣到郁門灣這一半月形地域內的諸條河流，多發源於五嶺-武夷、四明-戴雲兩道山系，達兩百里以上的河流有數十條，其中最長的是位於江淮道的漸水，達千五十里。雖然甌閩地區的崎嶇地形，甌閩諸水中大部分河流的航運難度較高，然而其航運價值極高，由於地形崎嶇導致的陸路不通，大量河流歷來是入閩及閩地內部各地聯絡的要道，這一情況直到承觀廿一年（1956年）入閩的三福道（江福道、越福道、廣福道）相繼開通之後，隨着入閩道路的逐步開通而得到緩解，然而直到今日，在部分山區，水路仍然是優勢交通方式。另一方面，漸水、閩水與汀水三條較大的河流下游也孕育出了較大的平原，成為了重要的農業區與人口聚居區。

II.ii.地形區[]

　　大越是個多山的國家，全境有超過七成的土地位於山區或丘陵地帶。一般而言，大越地形區可分為江北平原帶、江南山嶺帶、沿海河口原與海島山區四大部分。
　　江北平原帶指大越江水沿岸及以北的一系列平原，這些平原均屬於廣義的九州大平原的一部分，其中這一平原帶又可以苞信縣為分界點，分成西部的湖湘平原與東部的江浙平原兩大部分，這兩大平原分別是古代楚國與越國的立國所依。廣義的湖湘平原又可依江水與下雉山分為江漢平原、洞庭平原、彭蠡平原，這三個平原又分別是漢水、湘水、贛水三條大越境內江水主要的支流的尾閭，因此這三大平原很早就有了發達的農業。歷史上的湖湘平原有大片的沼澤，在數千年來持續的尾閭造陸與人工造田下，今日大片的沼澤已經消失殆盡，而數千個大大小小的湖泊點綴在平原上，不僅保障了很多地區的農業灌溉，也保證了蓄洪與抗旱的需要。
　　而江淮平原可由江水、漸水分界，分為北部的淮南平原、中部的江南平原與南部的浙表平原。淮南平原可看做主體部分在大齊國境內的河淮平原的南延部分，是史前河水大尾閭的一部分，歷史上的數次河水奪淮使得淮南平原成為洪水與逃荒流民的重災區，然而持續的沖積卻給淮南平原帶來了肥沃的土地，在間災期的淮南平原，畝產糧量居全國前列，而在定王時期主導的治淮運動，也讓淮南平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江南平原與浙表平原分別為江水與漸水的尾閭，相對穩定的農業周期使得江南平原與浙表平原從古代起就經濟發達，尤其在10世紀後期江南溝貫通後，江淮漕運與海運在鄞相接駁，也使得鄞一度成為東方第一大港。而之前，以陸路為主的年代，處於江淮漕運與剡溪漕運接駁處以連通九州商貿與閩地商貿的山陰城，也因其獨到的地理位置成為了陳賈團議會召開之地，也在之後成為了大越國的歷代王都，而一直延續到今日。江南平原與浙表平原有時又合稱江浙河口原，而被歸入沿海河口原帶內。
　　除去北部廣闊的平原，大越剩餘的地區絕大部分被重重疊疊的山嶺所占據，這便是江南山嶺帶。江南山嶺帶習慣上來說又可分為東部的甌閩丘陵帶、中部的五嶺諸山帶、北部的下雉—黃山丘陵帶與西部的黔中山嶺帶，一般將天子都—武夷山—汀水以東大陸的山嶺與近海海島山丘統稱為甌閩丘陵帶，其中太平山（又稱為黟山、烏頭山）位於江淮道南部，是甌閩丘陵帶的最北端，而向南經過越信道之後，即進入武夷、四明-戴雲兩道山係為骨架構建的甌閩諸山，甌閩諸山相對較高，其中最高峰是位於建州黃亭縣境內的山君山（海拔6743.8尺，合2158米）。甌閩諸山曾長期是入閩道路的阻礙，在穩定形成閩水漕運之後，甌閩諸山地區酸性的紅壤土又成為了優質茶葉賴以出產的根基，如今大越境內三大產茶區，其中之一即為位於武夷至戴雲山一帶的撫劍茶區。
　　五嶺諸山帶一般指資水—玉壺水—麗斤水以東，汀水—武夷山以西，袁湘道以南的廣大山地，而狹義的五嶺則指嶺表道北部邊緣的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越城嶺，這五嶺也是江水與郁水的分水嶺，五嶺的最高峰為位於永州臨源縣的招搖山（海拔6692.2尺，合2142米）。相較於山間多為狹窄山谷和小型平場的甌閩丘陵帶與黔中山嶺帶而言，五嶺諸山之間分布着不少大型或中型的平場，較大的例如桂林原、常林原、交溱原等，這些平場從很久遠的過去就陸續成為人類居住的地區，而在蒼梧原發展出的郁國，更是嶺表歷史上重要的國家。
　　袁湘道以北的下雉—黃山丘陵帶是一道狹長的丘陵帶，這道丘陵將江漢平原與淮南平原、洞庭平原與彭蠡平原分割開來。這一山區由於孤懸於平野之中，其山前台地在史前即孕育了燦爛的百子畈文明，百子畈文明的後人在失去了祖地之後，逃入黃山地區山間的盆地，形成了被稱為「黃山蠻」的族群，而在江南的下雉山地區，山間的盆地也很快成為了楚人開荒的新選擇，10世紀贛水徐亂時，逃入下雉山區的越人也在與當地土著和山前台地的楚人相交流溝通時，形成了被稱為西部越人（或稱贛嶺人）的族群。黃山—下雉山區能成為族群的避難所，與其相對平緩的地勢不難分開——黃山—下雉山區最高峰為位於六州邊城縣的白馬尾，其海拔只有5553.1尺（合1777米），而山間遍布的平緩外流盆地又使得山外的孑遺族群可以找到農業生產賴以開展的足夠土地，三大茶區之一的黃六茶區便是跨黃山陰陽兩坡的大型茶區。相較於其他的山地，這裡無疑是最適合人民居住的山區了。
　　資水—玉壺水—麗斤水以西，越過國境直達劍南、南詔境內，便是綿延的黔中山嶺帶，而這片碩大的山區又可由沅水為界，分為東西兩區，其中，東區舊稱武陵，其地形類似五嶺諸山，亦是山區與較大的平場相間隔。這一區域舊時曾是梅山蠻的分布區域，在改土歸流之後逐漸華夏化。如今這裡是三大茶區之一的三溪茶區（指鼎州的柘溪縣、邵州的白溪、伊溪二縣）所在地，同時，在武陵的山前台地，也是馬山文化與楚國的發祥之地。越過沅水向西，則是包括矩州在內，全境幾無一片平原，靠着河谷農業在陰冷的黔中地區，這一區域在歷史上曾經是林立的土司轄地，改土歸流後至今仍有許多小型族群生存在此。這一地區的最高峰為位於侯州爐山縣境內的雷山（海拔6808.8尺，合2179米），高峻的山峰與崎嶇的地形，加上脆弱的石灰石風化土，使得這一地區長期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在今日也是大越全國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而放眼整個大黔中地區，也幾乎為所在國較為貧困的地區。
　　而在重重疊疊的山嶺之外，孤懸在沿海的，是甌閩諸水與嶺表諸水大大小小的河口原。作為亞熱帶河流，甌閩諸水與嶺表諸水水量都比較大，其河口造陸作用也尤其明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就構建出了大小不一的河口原。大越東南沿海最大的河口原是郁水河口原，這一河口原承載了郁國後期的主要人口，也承載了番禺這一國際化大都市，其也是現今大越造陸最強的地區之一。其他的較大的河口原還有位於閩地南部的泉龍平原（又稱泉龍河口原）、位於嶺表東部的汀水河口原、位於甌閩北部的慎水河口原等，夷洲西部的夷巒平原有時也被稱為夷洲諸水河口原而被認為是沿海河口原的一員。這些河口原大多是承載大量人口的地區，同時由於沿海河口原附近很多因山嶺崎嶇而形成的良港，所以這些區域也是大越航海傳統最為濃厚的地區。
　　海島山區一般指離岸島嶼的突出於海平面的部分，一般可分為夷洲山區、珠崖洲丘陵區與南海島礁區三大部分討論。夷洲山區主要指夷洲中東部的山區，這一地區處於小東洋陸塊向九州陸塊下俯衝所形成的環小東洋造山帶上，而由於小東洋陸塊直至今日仍然進行着的持續俯衝，這一山區的海拔高度也相對較高，其中位於玉山縣的八同間峰（曹語Pattonkan，石英山）海拔達12349尺（合3952米），為大越全國最高峰，而高峻的地勢也使得夷洲山區成為歷史上夷洲原居民的避難所，在夷巒平原先後被琅野化與越化之後，依託夷洲東部的狹川縱谷成為了甌他曰氏族聯盟的集會之地，即使在之後被土司化與改土歸流，這裡如今還是許多夷洲原居民的祖地。然而相較於少數的縱谷而言，夷洲山區更多的還是落差巨大的地形，甚至在東部沿海還有山水相接的美景，而這也造成了開發夷洲的種種困難。
　　與誕生於近世的陸塊衝撞的夷洲不同，珠崖洲雖然也是誕生於陸塊衝撞中，然而其年代久遠，構造珠崖洲的火山早已熄滅，風化成丘，也給珠崖洲帶來了肥沃的土地。珠崖洲較夷洲而言，離大陸更近一些，且土地肥沃，因而很早就成了郁人擴張的落腳點，在隨後的開發中，珠崖洲逐漸被一步步開發，最終成為了如今的不同族群混居的和諧島嶼。
　　而相較於火山成島的夷洲與珠崖洲，南海島礁區更多的是珊瑚島，南海的水溫水質都適宜珊瑚生長，而依託於珊瑚礁發展起來的整個生態系統也讓南海成為了生物多樣性較多的地區之一。然而隨着近年南海石油的開發，南海珊瑚島礁的處境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而這也是現在許多人所奔走所想改變的事物。

II. iii. 氣候與農業[]

　　以最低月均溫18℃為界，大越氣候大致可以分成熱帶與亞熱帶兩區。
　　大越的熱帶地區主要分布在夷洲南部、珠崖洲與南海島礁，除南部極少數島礁外，這一區域基本都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即區分明顯乾濕兩季，一年中絕大部分降水均分布在雨季。如儋州富羅縣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的八成五左右，而部分地區諸如春州鳳山縣，其夏半年降水量達到全年的九成二左右。這些地區的雨季極易發生洪澇災害，而相應的旱季，部分地區舊時甚至難以解決飲用水問題。然而在現代珠崖洲水利工程的開展之後，珠崖洲的很多地方優良的水熱條件使得這些地方得以開展一年三熟的農業活動，大大加深了這些地區的農業開發。同時，在另一些地方的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也大大加快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如崖州的椰子、香蕉、橡膠等，這些經濟作物的介紹入境極大的加快了珠崖洲、雷州等地的經濟發展。
　　而18℃線以北的亞熱帶地區，又可根據最冷月均溫，以5℃、10℃為界，分為北、中、南三區。與熱帶地區的一年三熟制不同，由於水熱條件的限制，整個亞熱帶地區基本都是一年兩熟制。
　　南亞熱帶包含有廣義的五嶺山地的大部分地區與閩地的大部分地區，這一地區由於相對冬季較為舒適，年積溫也相對較高，在某些較為溫暖的歷史時期甚至能達到熱帶標準，而這也導致了閩國與郁國在特定地區的相對發達。據記載，在紹平教亂時期（公元9世紀），郁國容林邑（今屬容州）曾在一年中發生過三次長鱷食人事件，而如今長鱷的分布區域已經隨着氣候的變冷轉至越原、大曼一帶。同時，在公元前即在泉龍平原地區大幅度種植的苦棕豆與甘蔗足以證明當時的閩地也是相對較為溫暖的氣候。
　　中亞熱帶包括除了黃山-下雉山地與南亞熱帶地區山區以外的大部分江南山嶺帶以及彭蠡平原與浙表平原，這一地區的相對溫和的氣候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了相對重要的農業區，同時，這一地區廣布的紅壤也使得這一地區成為了重要的產茶區。
　　北亞熱帶包括絕大部分的江北平原帶。這一區域歷史上曾經是「丈夫多夭」的大片亞熱帶沼澤區域，然而如今除了大面積的湖泊以外，大部分的沼澤已經被疏浚成為平原。稻作農業在這一區域發源，而越國與楚國也倚靠這一區域發達的農業以為立足之本。從大範圍來說，這一區域廣布的平原使得這一地區當之無愧成為全國最佳的農業區。然而由於冬季溫度太低，水稻無法越冬，這一地區很多地方採取的是稻-麥套作制或者稻-經濟作物（如胡麻、棉花等）套作制。歷史上這裡曾經不止一次在特定歷史時期冬季達到0℃以下，曾經造成大規模的饑荒與進一步的拓荒。現代這一區域寒冷的冬季也讓很多人痛恨。

II. iv.資源與工業[]

　　大越國境內的礦產資源相對較為豐富。尤其由於遠古時期的許多地質運動，在中部的洞庭平原與五嶺山區東部區域有許多舉世稀有的礦產。例如邵州高平縣的寒江錫礦所伴生的寒江素（Sb）、贛州大庾縣的金火素（W）、溪州地區的汞素（Hg）、衡州耒縣水口山的鉛礦（Pb）、鳴州都救縣的白土素（Al）等含量均在世界前列。而在龍舒道南三州（贛州、虔州、雄州）各地儲存的諸稀土素，也是大越的重要埋藏金屬元素。而在冶官、姑孰、至來等地埋藏的鐵礦也給大越的工業帶來了重要的原料。同時，大越各地散見的裂核素礦也為廉價的核電鋪平了發展道路。
　　在非金屬礦產方面，壽春、高平等地雖有煤炭儲存，然而總量較少，大越的工業用煤炭主要還是依靠進口。另一方面，東海、南海的油氣田的開發卻給大越帶來了優質的工業原料。同時，申州義陽縣天梯礦所埋藏的多種非金屬礦產也是世所罕見。而大越從古代即發達的食鹽曬制業，直到今日還在江淮道、夷洲與珠崖洲蓬勃發展着。
　　在生物資源上，雖然在生態系統多樣性上，大越略輸一籌，然而坐擁的翁山漁場與南海珊瑚礁，仍然使得大越的生物資源潛力得以相對較大。其中，南海珊瑚礁是許多奢侈品，如珊瑚、硨磲、玳瑁等的重要產地，隨着近年來關於珊瑚礁的一系列法令的頒布與執行，過去曾經存在的濫捕濫伐逐漸減少至消失。另一方面，近年來逐步展開的大面積的內遷與退耕還林工作不但解決了很多極度偏遠地區居民的生計問題，也減緩了閩地許多偏遠地區的森林被破壞的進程。
　　在礦業的支持下，大越的工業區主要集中在四大區域。分別是以昇州秣陵縣、明州鄞縣、通州靜海縣為三角，以輕工業為主要類型的江門工業區，以荊州江陵縣、鄂州武昌縣、峽州夷陵縣、潭州臨湘縣為支點，以棉紡業、大件製造業、冶金業、重加工業為主要類型的湖湘工業區，以泉州鯉川縣、漳州龍溪縣為支點，以密集勞力型製造業、農產品深加工工業為主要類型的泉龍工業區，以廣州番禺縣、高州越裳縣、岡州盆允縣為主要支點，以密集勞力型製造業、石油氣化工業為主要類型的郁門工業區。這四大工業區與其他農業區相輔相成，共同構建成了大越的經濟版圖。

III. 政治[]

III. i. 國旗、國徽、國家象徵[]

　　大越國國旗為越字旗，為白底旗幟中央以鳥篆書一「越」字。國徽稱越字八卦徽，即在先天八卦所布圓形之中以大篆書寫「越」字。越字旗與越字八卦徽從尤氏越國末期以來即在外事與軍事上廣泛應用，在《昭德律》中正式被定義為國旗與國徽，直至今日。
　　《昭德律》中同時確認的還有現行大越國歌，現行大越國歌《大越魂》以江浙地區流傳的二胡曲《春景》為原調，重新填詞而成，全歌以北部越語山陰口、南部越語侯官口、北部楚語江陵口、南部越語營陽口、古典郁語五種大越境內主要華夏語為行文語言，是世界上現存使用最多語言的國歌。
　　其他國家象徵（國花、國鳥）在《長盛新律》時期由禮部提名，經過全民票選，於長盛廿七年（1985）得到確認完全。大越的國花是山茶（camellia japonica），國鳥為喜鵲（pica pica）。而傳統王室象徵盤龍現已極少使用。

III. ii. 政府[]

　　直到1877年（後梁氏越國崇仁十年）崇仁更制之前，傳統大越政府構建一直是相對較為傳統的三省六部制，這一體制形成於前梁氏越國初期，在533年（前梁氏越國建元七年）全面效楚的「台閣整治」之後完全形成。時分內史為中書（掌政令）、門下（掌內政）、尚書（掌施令）三省，又將掌管施令的尚書省分為兵部（掌軍事）、禮部（掌禮教）、民部（掌戶籍）、工部（掌工程）、吏部（掌任官）、刑部（掌刑事），且在各州設行尚書省，擇舊吏掌六部事宜，受中央六部調動。除了中央的三省六部，中央尚有司軍事統領的樞密院，司重案刑斷的大理寺，司外事交流的鴻臚寺，以及其他不同時期設立的小型部門。
　　而在地方上，早期的大越採用州-郡-縣三級，州長官稱牧，郡長官稱守，縣長官稱令。早期州牧專司監察，而郡縣司實權掌管地方。在前科舉時代，州牧一般擇世家之子為牧，隨着人口的增多，郡縣越來越小，而州也隨着世家人口的膨脹而細分。最終在778年（前梁氏越國海晏元年），越分全國為三道（江淮、甌閩、贛水），道長官為尹，行監察職務，由王直接任命，而整合州郡為一體，以郡名為正式名，州名為簡稱，並調整轄縣，使得一郡維持在六縣左右，大越的行政架構基本穩定下來。而六部的地方權力仍在州郡一級。
　　《昭德律》中論閣的權力得到確認，之後的數十年內原掌管起草政令的中書省逐漸被論閣架空，崇仁更制時，尚書省被撤銷，而將其職能完全放至上下論閣。同時改革科舉制度，在傳統的縣-鄉-殿三級考試的基礎上實施了六部分舉的制度，即進入殿試的考生選擇自己的意向報考部門（吏部同時出題考試地方官），而由各部省分別出題以考試學生之才。同時升鴻臚寺為外事省，並將之前民部所司轄的僑民之事全部移交外事省管理，由於其時歸國僑民多為甌閩籍，故外事省設僑民司於侯官。在重獲海外經商權後，僑民司的規模越來越大，直到1941年的承觀更制前，僑民司規模已經超過了設在山陰的外事省其他部門。
　　1941年的承觀更制，直接造成了大越現代的政治架構。這一年，外事省遷至侯官，與僑民司合署辦公，同時這一政策也將侯官縣升為大越的外交首都，而後劃侯官三坊為各國使館駐地，更是確認了這一政策。同年大理寺升為斷司省，專斷全國疑難雜案，同時撤銷刑部，將所有的案件審理交付於斷司省。撤銷郡一級的各種尚書吏，而設行尚書省於各道道台，以管轄各郡縣政策實行狀況，構架類似中央尚書省，且受尚書省領導。同時設立行斷司省，接受斷司省領導。次年設立監司省時，也在各道設立行監司省，而架空了道尹的權利。作為榮譽職位的道尹一直留存到了今日，然而實權在各行省手中。
　　承觀更制之後，大越又於1954年（後梁氏越國承觀十九年）在各道設立了行外事省，以司各道小型涉外事件，很多國家也在各道道台設領事館。同年還在八要郡（會稽郡、建鄴郡、望海郡、錢山郡、閩川郡、臨江郡、潯陽郡、南海郡）郡縣一級試行設立郡上下論閣以制定地方法令，並於次年推行全國。
　　現代大越形成了中央二閣五省五部，地方二閣四省五部的架構。其中，在崇仁更制之後，六部分舉的政策就固定下來。而論閣的選舉，則由個人在郡縣級競選，然後在道級二度競選，道級按階層比例確認人選後推選至中央，而論閣宰則由上一任論閣輔中選舉產生。地方論閣的選舉相對類似。

III. iii. 行政區劃[]

　　深度閱讀：大越行政區劃
　　

　　現代大越全國共分為五道（江淮、湖湘、甌閩、嶺表、龍舒），各道下設若干郡，郡下設六縣，而縣下按城鄉區分，一般城區設若干坊，坊中設里，坊里均為居民自治，而城牆外的鄉村則設若干鄉，鄉下設村，鄉村亦為居民自治。
　　大越的郡縣二級來自於楚制，楚制為郡縣二級，早期各郡郡守相監督，後來由於相互監督的成效相對較差，楚分全國為三州（荊、襄、潭），以州牧為監察者監察各郡。這一制度完整為越國所習得。同時楚制的內城外郭式縣城也對大越建國前主流的內城外市式城邑造成了強烈的衝擊，楚國的分坊宵禁制也延續到了越國。而在這一時期，由於土著的存在，大越政府對城牆外的廣袤田野的統轄還很不穩固，所以此時的大越政府尚只能對城外的編戶齊民挨村挨村地統計與實施稅務工作，而並無有效的管理層級。
　　

州郡制的瓦解隨着伴隨着的是坊里制度的確立——在很多人口較多的縣，由縣丞兼任的坊長直接管轄到坊內個人早已出現了力不從心的狀態。同時商業的發達也讓宵禁顯得逐漸不合時宜來了。坊里制度從9世紀初期的江淮道開始被試點——分縣城為十餘坊，坊下十數戶相近的人家為一里，里正由里中長者擔任，而坊長由縣丞兼任或縣令提拔有德者為任。隨後，在江淮道數個大城市的拆除坊牆制度也讓這些地區長期被壓抑的城市商業迅速發展了起來。到前梁氏越國明道年間（874-890）成書的《京華雜記》中，當時的越都山陰已經出現了通宵夜市與專業的高檔飯店。在隨後的數百年內，大越的市民生活蓬勃發展，其間1454年（尤氏越國洪祿元年）焬侯重建宵禁制度遭到了時大司馬秦劭的勤王，可以看出此時的市民社會已經有不小的影響力。
　　雖然在興國年間（807-820）即有越州鄉民自治的歷史記錄，鄉制的完全普及仍然稍晚於坊里制度的確立，至遲到明道年間部分地區仍保有縣丞分田制度（縣內偏遠地區擇大集讓縣丞坐鎮管轄）的保留。縣丞分田制度的完全退出歷史舞台沒有明確資料支持，不過學界大部分認為不遲於天彰年間（914-936）。日後雖然在炒房盛行的前大崩盤時代，部分地區實施了鄉坊合一制度，將鄉村地區的土地以坊製售出，然而在《長盛新律》中，鄉-村體系被重新定義為基本行政體系，同時在《長盛新律》時代確認的城鄉開發體系差異以及宗族體系的完全固定也對鄉制的固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III. iv. 外交關係[]

　　大越如今已與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且為聯合國早期成員國之一。在外交方面，大越長期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圭臬，以經濟合作為上。大越是「越劍詔經合組織」的主要成員國之一，並與虞、觀、瑞等國一樣是曾經環小東洋經合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同時，長期的越齊修好條約一直有效至今。
　　大越的領土爭端主要集中在南海島礁主權的聲稱上，現有階段大越主要的態度是「擱置爭端，共同開發」，而這一態度也受到了南海周邊國家的支持。
　　大越為非移民國家，由於鄉村地區長期的閉塞性，外國人友好度相對較低。大越政府多次對大越境內的外籍人士提出慎行鄉村的建議，同時，由於國家的非移民性，大越國籍也相對較難獲得。一般而言婚姻入籍較多，工作入籍與投資入籍由於地點的限制（只允許在部分政府指定城市）所以人數相對較少。同時由於部分地區農村基層的極度排外性，這些地區的涉外事件曾經極其多，也使得大越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希冀達到移風換俗的目的。

III. v. 軍事[]

　　大越國防軍（DCC）為大越主要的軍事力量的統稱。現有的大越國防軍建立於1814年（後梁氏越國豐平九年），在詔康雙亂中受到強烈打擊。隨後數十年的重建形成了現代的軍事制度。現代大越軍隊可用兵力約為1500萬人，居世界前列，而每年的軍費開支也雄踞世界第三，僅次於拉格爾維爾與克拉斯洛匹。
　　大越的海外駐軍相對稀少，大多數是駐紮於黑非洲地區的維和部隊。由於歷史原因，大越曾經在南洋擁有數個海外基地，後來全部於歸賈事件時移交與當地政府。現有大越軍隊分為陸、水、空三支，統歸樞密院統轄。大越全國共分為三個集團軍，分散於三大戰區（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各集團軍除了國防外，還參與地方災害防治與極端治安事件的處理。
　　大越國內另一支軍事力量是大越民眾武裝（DMM），這支隊伍是各地的鄉村團練隊伍的統稱，某種意義上算從潘楚早期開始推行的廂兵制的遺存。這支隊伍相對於正規的大越國防軍來說，更為原始業餘，大部分並不是專業的軍人，只是武裝農民，主要任務也是維護鄉村治安。大越民眾武裝相對國防軍的勝利在於其數量，保守估計大越各地的民眾武裝可能達到4000萬人以上。在詔康雙亂中夷洲地區的民眾武裝抗擊伊蘭洛的小股部隊，也取得過許多大捷。

III. vi. 法律[]

　　大越的法律簡明來說屬於中華法系。這一法系主要特徵是以刑法條例多於民法條例，且大部分法律條例根據傳統道德理念。現代大越的刑事案件嚴格依照條例判決，而民事案件則根據地方條例與判例相判。
　　從歷史上來說，大越的法律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古代、近代與當代。一般而言，古代大越法律指《昭德律》頒布之前，近代指從《昭德律》頒布到《長盛新律》頒布之間，當代指從《長盛新律》頒布至今的時間。
　　古代大越法度長期根據於公元前18世紀制定的《禮記》之規定。古代大越影響力較大的法律主要有527年（前梁氏越國建元元年）頒布的《越律》與1502年（尤氏越國爍明四年）頒布的《大越律》，這兩部法律共同的特徵是峻刑事而輕民事，且以《禮記》為圭臬。這時的死刑於刑部核驗後統一於秋後公開行刑，而相對而言的貴族或政府高層出身的罪犯，則經由大理寺經手且不公開行刑。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代的刑法提出了「十惡」的概念，而這些罪名的實際內容均具有濃厚的中央集權時代的印記。
　　近代大越法律的改寫從《昭德律》頒布開始。《昭德律》開始削弱王權，取消了「十惡」中關於王權的數條，並將高層的犯罪行為同時進行規範，統一併至刑部，大理寺專司疑難雜案的核審。同時廢除了秋後集中公開行刑與公開行施肉刑制度，將死刑日期改為判決後一月內集中處決，並完善了無後罪犯的收瘞制度。
　　而《長盛新律》的頒布，完善了民法的判例制度，同時也完善了經濟、婚姻、家庭、弱勢群體保護、環境保護、勞動保護等方面的法律，同一時期立法權下放至地方也給很多地方帶來了方便。

III. vii. 人權狀況[]

　　《大越的秘密》播出後，大越的人權狀況持續受到世界關注。由於宗族的高度自治性，大越的人權狀況也因此相當複雜。一般而言，大越的人權狀況可以分為城市、開明鄉村與閉塞鄉村三地區討論。
　　大越城市在全國而言，是人權保障度相對最高的地區。望廈張氏事件後，大越政府宣布基本人權由政府保護，這一矛盾激化直接導致了後來的鄉村宗族自治與宗族退出城市。在隨後的十數年內，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夜校、工作介紹制度等）與弱勢群體保障制度（包括頤養院、保育院、障育院等，還包括大越特色的宗族逸民保護制度）在全國範圍內的城市中逐步推行，由於稅務的城鄉分裂，這些制度的推行之初曾受到了大資本家的不停阻撓，最後迫使政府廢除階段納稅制度，並提高統一稅率。在廢除階段納稅制度後，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也隨之蓬勃發展起來，很快社會福利制度帶來的紅利受到了社會各界一致好評。而隨着社會福利制度構建所進行的法律改革，在廢除了刑訊逼供等危害人權的積重製度後，監獄與拘留制度的改革也加強了人權方面的現代化。現代大越城市地區人權已經基本達到了全球中上游水平。
　　在傳統大越社會中，包括育幼、教育、養老等的福利制度長期由宗族所實施，這一現象在現代的大越鄉村地區也延續了下來。然而，另一些傳統社會中的人權狀況缺陷也同時在很多鄉村內部延續了下來。一般來說，相對開明的宗族地區一般對婦女權益、戀愛婚姻自由相對較為寬容，這些地區一般位於沿海大資本家盤踞之地或者內陸較為發達的工業區；而相對閉塞的地區很多地區還持續着舊時的許多傳統與規矩，對自由戀愛、婦女自主等的嚴令禁止至今尚在很多地區被奉為圭臬。由於政府保護城市個人的人權，且對宗族逸民也落實了很多庇護政策，所以這些地區的人口往往處於外流狀態與過度生育狀態之間的平衡。近年來推行的升堂統考制度也逐步加劇了這一區域人口的外流，同時很多郡縣級的公益幫扶政策（如村村通步道與水庫移民）也加速着部分地區的開化度。

IV. 經濟與基礎建設[]

IV. i. 經濟境況[]

　　開祐十九年（2015）大越年度生產總值達15.5兆文（約合2.68兆澹文），居世界第五；人均生產總值達63427文（約合10974澹文），居世界第35名。
　　早期大越經濟長期以農副業以及奢侈品（絲綢、茶葉、瓷器等）為主，從9世紀指南針在航海上大幅度應用開始即大幅度發展的遠洋經商在發展了大越的海外勢力的同時，也給大越帶來了許多財富，同時，南洋群島的開發也逐漸構建出大越本土經營-南洋生產-西洋傾銷的完整商業鏈條，直到「歸賈事件」之後由於大規模遣返大越商人而斷裂。隨後大越的工業化與期貨交易在國內以及整個泛九州地區開始蓬勃發展，陰陽線的廣泛應用奠定了大越期貨市場如今的格局，南廣北明的期貨市場格局也在這一時期被完全確認，鄞與番禺二縣的地區金融中心地位也在此時初見端倪。大崩盤的開始使得大越經濟完全崩潰，在隨後的定王新政時代逐漸又被構建起來。隨着南夏經合組織的發展與最終成型，大越周邊的經濟狀況也在逐步好轉。
　　大越外貿曾經長期以第一產業為主，長盛廿二年（1980）頒布的《風俗令》開始了現代大越「文化立國」的政策，其後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及其帶來的旅遊效益使得很多地方由傳統第一產業轉向第三產業為主。同時，在部分開化地區，以宗族為骨架構建的以密集勞動力型製造業為主的鄉鎮企業也開始發展了起來。
　　開祐十九年大越出口物資前三類分別為文化產品（占貿易總額二成九四）、小型日用品（占貿易總額二成七二）、農副業產品及奢侈品（占貿易額二成三一），如今大越的外貿額已達每年上百兆文，其中大部分貿易額的對象為諸夏、東洋及西洋諸國。
　　開祐十九年，大越的中產階級人數預估在八千萬至一億之間，其中大部分分布於城市，一部分分布於農村。但是貧困線下人口保守估計尚有一千萬人左右。大越的基尼係數為0.462。
　　

IV. ii. 交通[]

　　大越的直道起步很早，見載的最早的直道為後梁氏越國咸安九年（1735）建成通車的越明道（山陰-鄞），此時的直道用途為軍事調動為主。隨後後梁氏越國咸安廿一年（1747）建成通車的升明道運營時開始向公眾提供小型專人轎廂，成為大越首條民用直道。在隨後的發展中，大越逐漸根據速度與資金等形成甲、乙、丙、丁四級直道的分級。時至今日，大越的直道聯運大致以三條南北向甲等直道（又稱為「三縱道」，分別為越福道、江廣道、荊柳道）與三條東西向甲等直道（又稱為「三橫道」，均為跨境直道，分別為越益道、越滇道、福交道）為骨架，以許多乙等及更低的直道聯絡而成。在長達兩百餘年的直道發展中，從汽車到火車，從分軌到統軌，直道技術的成熟催生了很多衍生的交通形式，如城市內部通勤的遁行直道（遁直）與城市與近郊農村及郊縣通勤的高軌直道（高直）等，近年來逐步投入使用的懸浮直道也成為了直道發展的下一枚新星。
　　與較早便開始發展的直道不同，大越的步道運輸在國際上相對起步較晚。由於後詔康時代海外貿易的被封鎖，轎車直到後梁氏越國興國五年（1877）才有了傳入大越地區的記錄。而步道鋪設工程在後梁氏越國廣祿三年（1882）才由政府開始主持，而公共交通更是到後梁氏越國安華三年（1914）才始見史冊，然而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如今大越的步道通達率在世界已屬前列。
　　大越的航空運輸到定王新政時代才開始有了大幅度發展，儘管軍用航空技術與軍用空營在安華初年即已建設得相對較好，然而民用航空在後梁氏越國承觀二十年（1955）山陰餘姚國際空港建成運營後才大幅度發展起來，如今大越全國已擁有二百餘座空港，其中國際空港二十一座，日乘降達五十萬人次，大越的空港運營市場主要由國有的大越航空公司（ACD）與廣達航空公司（ACC）占據。
　　與日益蓬勃發展的直道運輸、步道運輸與航空運輸相比，大越的轉漕運輸在近年來是逐步萎縮的，承觀年間大修水利阻斷的許多小型河流對當地漕運是災變似的打擊，隨後大幅度修通的直道與步道又對漕運的市場進行了進一步的打擊，時至今日，漕運作為主要運輸方式，在大越只見於大宗貨物的海運與大江運輸，小型的轉漕運輸已經基本被打擊殆盡。
　　大越所有甲、乙、丙級直道均為國家控股，由工部統一管理，丁級直道則部分為私人/法人控股，部分為國家控股，而同一城市的遁直與高直通常由當地政府參股的同一城直公司管控。大越較大的城直公司有山陰城直、鄞城直、侯官城直、番禺城直、江陵高直、德化高直等公司。而大越的步道運輸則絕大部分為政府或者自治集體（村落、宗族等）管控與保護，不同地區對步道管理的權限要求不盡相同。
　　與陸運大部分由國家與政府控股不同，大越現有的空運均為私人控股，而歸屬於地方政府的是空港的經營與管理。大越全國的空運基本分屬王室控股的大越國際航空（總部位於山陰）與民間控股的兩江航空（總部位於江陵）與青空航空（總部位於番禺）三家，市場上還有一些小型的廉價航空公司與很少對外開放的私人機。
　　大越現代的轉漕運輸全部由私人完全控股，這類運輸目前整體行情較差，較大的公司有萬國轉漕（總部位於鄞縣）等，大部分轉漕運輸還是靠偏遠地區私人小船支撐的，相對其他三家較為慘澹。
　　除此之外，大越的航天技術也在現當代持續發展，大越最大的宇宙港是位于吉陽縣的鐵爐宇宙港，當代九州地區最常用的北斗導航衛星大部分由此發射。
　　

IV. iii. 能源[]

　　大越屬於能源資源較不豐富國家，全國能源資源較少。大越主要的煤炭埋藏分布在壽春、高平等地，相對全國而言其需求量缺口非常大。歷史上的大越煤炭進口國主要為大齊國，在油氣田的大規模開發之前，大越的工業原料與取暖材料很多來自大齊國。現代大越的煤炭進口主要來自匋峇奴牙、瑞、馬修萊納等國。
　　與匱乏的煤礦相對比的是，大越在東海與南海控制的油氣田儲量不在少數。現代大越大部分的油氣使用均來自東海油氣田，南海油氣田有開發但開發量相對較小。
　　除去傳統化石能源，大越另一種重要的能源方式是水能。大越很多地區的小型水電站工程在定王時期修建完成發電，這些電量很多就地消化，也有很多輸送到大城市帶供城市居民使用。
　　而更重要的是以輕素能、核能、地熱能等為代表的新型能源，這些能源構成了填補大越電力需求缺口的主力軍。其中大越三大核電站——陳甸核電站（位於上明縣）、屯門核電站（位於羅湖縣）、高門核電站（位於申江縣）提供了全國超過三成的用電量。而其他的電站也在各地能源格局上產生着不小的作用。
　　傳統的薪柴能源如今只在部分鄉村還作為主要能量來源，而且對生態的保護政策與沼氣的推廣也逐漸擠壓着薪柴的使用。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大越的能源革命將最終完全完成。
　　

IV. iv. 教育[]

　　早在大越國家形成之前，中原諸國就根據國情不同而採用了不同的人才選拔方式，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在關東諸國廣泛應用的早期中正制（根據出身與品行錄取人才）與關西諸國所採用的早期察舉制（根據地方上報名額錄取人才）。諸子百家時期的高峰之後，成體系的教育系統尚未建立，社會教育只能仰仗諸子百家名望較高的大家及其嫡傳弟子開設的私塾，供需關係的強烈不平衡，導致這一時期的私塾相對昂貴，從而導致貧窮的平民所能接受的教育很有限。到了陳賈團形成初期，占據陳賈團內部主流的人才選拔手段由楚、陳等地的地主中正制（小地主經中正制錄取後在當地任職）進一步寡頭化的城邦中正制（由數個家族內部選舉人才以執政某一或某幾城邦），這一時期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家族內部，教育的重點在修身等道德方面，技術與學識相對涉及較少。在越國立國之後，由於中央對地方管控力度的提高，城邦中正制逐步被中央中正制（中正制的選拔權力全部集中於中央政府並統一分配人才）所代替，雖然自由城邦力量逐漸式微，然而在國家財政的資助下，昔日的城邦貴族仍然擁有較強的財力，同樣，由於中正制對出身的考慮，這些貴族家庭的子嗣也相應擁有了更多的政治籌碼，導致在之後的很長時間內，這一階級的地位基本未發生變化。越國政治的相對穩定導致許多開國貴族一直影響到了科舉制年代，甚至很多還在今日尚保存着相對不小的家族規模與地方影響力。
　　與越國類似，楚國的中正制也從政府對基層基本毫無管控能力的地主中正制進一步集權成為九品中正制（將全國小地主人才按中正制分為九品，同時將官職也分為正偏九品，人才只能做同一品級內的官職），這一制度後來在郁國也得到廣泛應用，並在交趾等地得到進一步沿用。
　　10世紀中期，越國效仿秦國，在閩國故地與故贛水道地區展開的「閩科」，在舊貴族勢力基本被破壞殆盡的贛水道地區與閩國故地，一種以考試選拔為基本擇才標準的新的選拔人才方式——科舉制逐漸成型並在隨後的數百年內完全推行至全國，雖然經由過舊貴族的反抗運動，然而此時高企的教育成本仍然讓許多底層民眾很難有上升的渠道。隨後，區分不同戶籍的分籍制度的廢除與以經籍教學與觀點培養為側重點的私塾的出現極大地降低了底層民眾的經濟負擔，此時的上升渠道，雖然仍然相對中上層來說較為狹窄，然而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可以彌補很多，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很多統領上層的寒微之士，隨後，在楚並于越後，越國逐漸形成了鄉試-道試-京試三級科舉選拔制度，稍後越國在各地設立的以教化鄉民為己任的縣塾也使得底層的上升渠道進一步擴大，公立的縣塾與私立的私塾開創了越國的更新一步發展。
　　後梁氏越國開國以來，由於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日益緊密，傳統的經籍與治國之道在海外經商與海外拓殖的過程中已經日顯陳舊，而科學技術、風土人情、商業等過去被廣泛認為是「末學」的學科日漸顯現其重要性。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17世紀末期以來在沿海各地廣泛出現了以這些方面學識為教學側重點的私塾，這些私塾多由一個或數個商賈家族操辦以選拔海上經商與拓殖方面的人才，為了區別與傳統的以經籍教學為主的私塾，這些私塾一般被稱作「新塾」，其中相當多延續到現代成為當地堂/監的前身，而這些新塾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後來的工業革命發展。現存成立時間最早的新塾為成立於後梁氏越國九寧三年（1699），位於山亭縣的卿雲觀（現卿雲師監），其最早歸土著商賈黃氏與林氏共有，後收歸國有。
　　後梁氏越國康泰九年（1822）山陰總堂（今大越監）的設立標誌着政治層面上大越近代教育體系構建的肇始。不同於傳統的國子監，山陰總堂的教育側重點與當時全國各地遍地開花的新塾較為類似，以科學理論、工程技術、商業貿易等為主，同時，由於其國家控股的身份，此時的山陰總監還開設了外事外語方面的課程，並直供鴻臚寺（《昭德律》頒布後直供外事省），同時在全國率先將學生分為理部、術部、商部、夷部等部門，此時的山陰總堂需要科舉達到道試以上才能報考，且由堂中自主命題，與京試相獨立，且錄取優先於吏部，是全國不可多得的精英教育。隨後於昭德十一年（1847）由於科舉生源的極度稀有，而由於歸賈事件，很多新塾的人才流向被完全掐斷，在經過交涉後，山陰總堂放開新塾學生報考資格，造成了隨後的新塾大狂歡。新塾水平的良莠不齊逐漸由市場規律導向齊平，小型新塾被排擠、吞併甚至偷渡避禍海外，而大型新塾則靠龐大的師資隊伍與學生隊伍長期湧入總堂並很多直接考入總堂，且相當多在畢業後留在了國家體制之中。這一時期的越國的軍事科技與民用科技的提升，也是相對迅速的。由於全國學生過多，廣祿九年（1888）分山陰總堂設立江陵分堂（今湖湘大監），次年分總堂設立番禺分堂（今嶺表監）。至19世紀末，完整的新塾-總堂/分堂教育鏈條已經構建完畢。
　　由於新塾面對社會招生且學習內容相對豐富，而傳統經籍教學更為死板，且新塾學生爬升的速度遠高於經籍教學科舉的學生，故廣祿十五年（1894），大越宣布將國子監合併入山陰總堂，化為經部、史部與哲部，且升山陰總堂為大越監，相應地將江陵、番禺二分堂與當地部分優秀新塾整合後完成今編制。在這一時期，很多傳統私塾也開始轉型而側重經籍研究、歷史文化與思想哲學，部分地區已經開始了較大的私塾與新塾的合署教學，這些較大的塾已經被認為具備後世的堂的雛形了，此時大越教育系統的系統近代化已經基本完成。
　　大越教育系統的完全現代化源於後梁氏越國承觀廿一年（1955）的《掃盲令》，隨後在大越各地的城市貧困地區與農村相繼建立起了五千餘個識字所。這一時期，各地白話字的標準也基本成型。同一年，位於鄮縣的觀雲塾（由觀雲新塾及數個較小傳統私塾整合而來）在全國首先公立化並升為觀雲堂，隨後全國供應三監的諸塾之間很快展開了升級運動，至望廈張氏事件前夕，全國已有兩千餘堂。同時，在貧民區與鄉村建立的臨時的識字所很快也開始了正式化，大部分識字所被廢除，部分識字所整合附近師資升級為塾，同時這一時期很多偏遠地區留下的的識字所也在後來成為了鄉村塾的教學點。
　　《長盛新律》制定後，大越的教育體系基本固定下來。由於農村宗族自治的特殊性，塾是允許私人參股甚至控制的。而堂監以上，皆為公立。在《大越的秘密》播出之後，大越頒布了童生按戶籍強制性就近入塾並在當地考試的法規，其實施反響相對較好，現在正在全國各地廣泛推行着。
　　目前的大越全國，約有三千餘塾、一千五百餘堂、百餘監。其中，大越的監根據分部差異分為通監、專監兩類。通監指理、術、商、夷、經、史、哲、律、醫、師十部齊全或大部分齊全（擁有不少於五部）的監，較大的通監除了三大監，尚有越州監（位於剡縣）、江干大監（位於廣陵縣）等；而專監指僅有其中五部以下的監，較大的有卿雲師監（位於山亭縣）、劍津杏林監（位於溪尾縣）、盤門刑律監（位於吳縣）等。
　　《長盛新律》及後續的《教育法》中對教育機構與學制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童生五至七歲入塾，學習六年，統一考試入堂，入堂後先修通識課三年，於第三年年尾憑個人興趣與成績選修二門課程並輔修一門外語，繼續修學三年，然後經過統一考試入諸監。常見的選修課程有合氣科（physics）、金石科（inorganic chemistry）、杏壇科（primary iatrology & herbology）、煉料科（organic chemistry & biology）、天官科（astronomy）、地理科（physical geography & primary geology）、算學科（mathematics）、文學科（literature）、小學科（Sinitic linguistics & philology）、史學科（history）、哲學科（philosophy）、風俗科（culture & society）等，選修課程的選擇基本關係到入監後的專修方向，入監可根據個人喜好等因素選擇鑽研某一方向至畢業。
　　開祐十八年（2015）大越全國在校學生數量達四千七百餘萬，達國民總數的一成七以上。同年大越成年男女性公民文盲及半文盲率為0.12%，而高等教育（監）及以上學歷者，占13.2%。自長盛卅三年（1990）以來的諸多世界級的青少年學識競賽中，大越代表團均取得較好的成績。然而，在大越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家塾的填鴨式教育方式上，仍然有很多來自國際與國內輿論的討論與批評聲音活躍。
　　

V. 人口特徵[]

V. i. 民族與語言[]

　　政治上，現代大越不區分民族，人群的劃分一般依靠個人認同與認同母語。學術上，現代大越土著公民一般被區分為數個人群，一般主流的人群劃分為：華夏人群、巴-蠻人群、諸駱人群、諸曼人群、琅野人群、夷洲人群、琉球人群，也有部分學者使用語系劃分將大越境內土著人群劃為曼越、菩離阿、利虞三人群，並在其下劃出若干次人群，然而這種區分方式並不廣為接受。開祐十九年（2016）預估各人群的人口比例如下：
　　88.2% 華夏各族群
　　4.4% 駱各族群
　　4.2% 巴-蠻各族群
　　1.4% 菩離阿各族群
　　1.8% 其他族群
　　大越境內的華夏人根據語言可大致分為揚、越、楚、郁四大族群。華夏人群是大越全國分布最廣泛的人群，包括大越絕大部分城市人口與相當大部分鄉村人口。
　　大越華夏人中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族群即是越人。傳統意義上，越人主要分布在江淮道中南部、龍舒道中南部、甌閩道全部、嶺表道東部，以及湖湘道東部部分地區。越人是操持越語的農耕民族，由公元左右南下的多支華夏人與土著操持菩離阿語系諸語言的先民混居而成的族群，這一族群又可分為北部、西部、南部三支，分別操持着北部、西部、南部越語。
　　大越國內次于越人的華夏次人群為楚人。現代楚人操持楚語，主要分布在湖湘道與龍舒道西北部，同時在劍南國東部邊境與大齊國南部山區也有少量分布。楚人由上古華夏人的一個華夏分支演化而來，而來自7世紀早期中原流民的大幅度南下，又使得楚人分化成南北兩支，同時，越原聯邦的主體民族之一的張人也是古楚人的一個分支。
　　郁人操持廣語與交語兩種語言，同時也使用古典郁語（公元9世紀番禺地區的郁語固定後的形式，一般用漢字與諺文雙軌書寫）作為宗教語言。這一族群主要分布在嶺表道中西部，在很多城市也有少量呂宋僑民或呂宋裔居民，這些人傳統上也自認郁人。郁人的主體人群來源於公元前2世紀到7世紀不斷南下的楚人以及從楚地南遷的中原流民與華夏化的土著諸駱人群以及部分操持菩離阿語系語言的小部落。如今呂宋王國的主體民族呂人也是10世紀東郁王朝建立後分離出來的郁人的一支。
　　大越境內華夏人四大族群中規模最小、影響力最弱的是揚人，揚人主要分布在江淮道北部與龍舒道中北部。揚人操持揚語，從上古華夏人東部的一支發展而來，其近親族群曾是徐、陳、齊等較大方國（均位於今大齊國境內）的主要或次主要人群。今日彭蠡平原與淮南平原的揚人主要起源於公元8-10世紀的徐人大遷徙，並在之後的數百年時間內與母國徐國一直保持着緊密聯繫，在越齊修好條約簽訂後，由於贛水道叛亂以來族際矛盾與族群內部的矛盾的激化，揚人之間以及與混居的越人之間的大規模械鬥時有發生，一直持續到現代，揚人聚居區與揚-越混居區占主導地區的龍舒道仍然是大越械鬥率相對較高的地區。
　　除了四大族群，大越邊境附近還有部分操持秦語與齊語的人群，各大城市也有部分來自九州其他國家的僑民，這些居民一般被歸為華夏人群但不歸入四大族群。
　　大越境內的諸駱人群一般是對大越境內諸操持籠買語族語言的人群的統稱，這一支人群在歷史上統稱為諸駱，散居在嶺表道西部、北部、湖湘道西南部以及大曼國、南詔國、越原聯邦等國的山嶺之中。大越境內主要的諸駱人有操持駱語的駱人（分布在嶺表道西部的多地，以鳴州、田州、柳州、丹州四州人口最多，在南詔也有分布）、操持山田話的山田人（主要分布在以松源縣為中心的梅州山區）、操持標族話的標講（主要分布在銀屯縣、洊水縣二縣為中心的端、梧二州交界的山區）、操持葉檀語的葉檀人（主要分布在渟州南部的山區）等部族，這些部族均由古籠買文化崩潰後分化出的北支籠買分化而來，在歷史上長期由土司統治。改土歸流後，這些地區的傳統文化逐漸受到現代文化的衝擊，也逐漸走向現代化。而在諸城中居住的風昕僑民有時也會被認為是諸駱的一員。
　　與諸駱類似的還有巴-蠻人群，這一人群操持巴-蠻語族的諸語言。大越境內的巴-蠻人群可分為巴、蠻、芒三族群。巴族群分布在清、庸、溪三州，多操持巴語，是上古巫山地區與湖湘北部的原居民的後裔，與歷史上居留於黃蘄二州山區的黃山蠻（消亡於19世紀末）有親緣關係。蠻族群主要分布在南嶺山區，操持蠻語支語言，由上古湖湘南部的原居民與其他民族結合分化而來。而芒族群則散居在黔中六州（丹、矩、瀑、靖、古、侯）的山區，操持芒語支語言，由上古黔中地區土著演化而來。這三支在歷史上均長期由土司統治，在改土歸流後，這三支也在傳統與現代的選擇之間逐步走向現代化。
　　大越境內的曼人主要分布在麗、合二州，由古曼人北部的一支發展而來。這一支曼人一般被認為是16世紀交趾獨立之前即雜居在邊界附近的曼人與19世紀交趾覆滅後南面北逃的曼人難民雜合而來，由於紹平教亂的影響，當地郁人與曼人的關係一直較差，郁人長期的墾荒與二族群之間長期的爭鬥導致如今的曼人分布區已經萎縮到了一些很偏遠的鄉村地區。這一支曼人主要操持北部曼語，由於種種原因，北部曼語在大曼本土已經式微，而在大越現狀也不樂觀。大越境內的北部曼語分支眾多，差異巨大，而且即使是使用人口最多的瀼江曼話（瀼江曼話：哳瀼江 Trằ Janh Zonh，標準曼語：語瀼江 Ngà Nhăng Trương，主要分布於麗州瀼江、雍雞二縣與毗鄰的大曼山區）亦只有約5000人左右使用，故曼語一直是瀕危語言保護的重點區域。
　　大越境內的琅野人群操持着琅野語的南部方言，大部分分布在潮、螺二州，在夷洲西部也有少量分布。這些人群大多是閩國崩潰後東西二閩王朝閩國遺民的後裔。與琅野人群同宗的夷洲人群則泛指夷洲地區的土著人群，大部分分布在夷洲中央山區與蝶州縱谷。這一人群操持夷洲-呂宋語族的多種語言，這一人群由夷洲原居民發展而來，歷史上曾建立過夷洲部落聯盟，土司化後被改土歸流。如今夷洲人群在夷洲的很多地方仍保留着主導地位。
　　大越境內的琉球人群主要分布在句芒縣，系琉球覆滅時南遷的琉球人後裔，這一人群的語言被稱為「中山話」（中山話：中山話/鱣胡珊姑答 Tyangusankotôp），這一人群在大越諸人群中人口數最少，影響力最小。
　　除此之外，大越境內還有許多歸化入籍的居民，這些人群一般不強調其民族身份。
　　相較於民族來說，大越的語言邊境相當模糊不清。由於歷史上大越極少出現全國性乃至於地區性的通語，如今大越境內大片華夏人占據的地方基本處於方言連續體與土語群狀態。這些土語群之間的關係至今還是語言學家們研究的熱門話題。然而，儘管關係盤綜錯雜，這些土語群依舊有一些共同點可供其劃分為一些互相獨立的語群，而大越的語言一般基於這些語群討論。
　　大越國的官方語言是北部越語（山陰口音：Puik-bǒu Njyêut-njī /puik̚¹⁵boʊ⁵³ ȵyɯt̚⁵¹ȵi¹³/）與北部楚語（江陵口音：Puk7bu6 Tsha3nga4 /pʊk̚²⁴bu⁵⁴ tsʰᴀ²¹ŋᴀ³³/），其中外事交流時一般使用的是北部越語山陰口音。由於方言連續體的特性，以及書面上的互通性，大越的教育用語一般是以古典文言為教育載體，兼教授雙語，同時各地區根據地方口音規定白話規範，一併納入教育體系。
　　大越的少數族群的語言教學一般區分為兩種情況。有自己文字的琅野人群、夷洲原居民、曼人與長期借用南派漢字的琉球人群教育時多使用本民族語言與國語雙語教學。而很多歷史上沒有穩定文字的小型族群很多都擁有書寫標準，這些書寫標準通常由地方部門主導，部族人士參與制定，多使用類似曼字喃的方式，用漢字與喃字混寫的並推廣至教育層面，以達到教育目的。
　　大越的瀕危語言相對不少，由於土語群中優勢語言的碾壓，很多人操持的小型土語處於瀕危狀態，而由於歷史上的夷夏之辨與近代以來的文化衝擊，很多小型部族的語言也處在消失邊緣。開祐元年（1998）以來，隨着禮部推行的「危難部族語言文化保護工程」的上馬與推廣，很多小型語言也建立了完備的教育體系與日臻完善的語言文化資料庫。
　　

V. ii. 宗教[]

　　大越的主體信仰以祖先崇拜（clanism）為主，兼有泛靈論的萬物神崇拜與封神的傳統。開祐十八年（2015）估測，大越境內祖先崇拜與泛靈論信仰人數約占總人口的82%左右。在啟蒙浪潮後，無神論與不可知論在大越境內也有一定市場，開祐十八年數據顯示大越境內無神論與不可知論者約有17%左右。除去二者之外，大越境內尚有部分其他宗教信仰者，以外籍人士或海外背景人士為多。
　　歷史上的大越曾經有過多種流傳甚廣的宗教，其中，5世紀早期由達摩於郁國創立並傳播的華支釋教影響最為深遠，與南洋廣泛信仰的曼支釋教相比，這一教派注重思辨與頓悟，其後來在中原地區廣泛傳播，並隨郁人南渡呂宋，至今在齊、劍南、呂宋等地尚有不少的信徒。達摩修行的明覺寺至今尚存於番禺，甚至在郁國成為越國領土後，華支釋教的影響力仍對故郁國地區的民俗祭典有着重要影響。
　　除了華支釋教，由墨家思想發展而來的墨宗也在大越歷史上影響深遠。墨宗中心於公元前2世紀南下入楚後，進一步於7世紀中葉南下入郁，廣筵之亂後，在郁墨宗獲得了國教的地位，這導致墨者的地位被人為抬高進而導致郁國底層人口大量皈依墨宗，直接導致郁國境內華支釋教與墨宗的強硬對立，最後於9世紀前期，引發了紹平教亂。紹平教亂後郁王被墨宗架空，墨者在郁國實施高壓統治，直到楚滅郁時，墨宗中心隨西郁王朝西遷交趾，後進一步南逃至歸仁國，為歸仁王所攻滅，從此消失在歷史洪流中。
　　除去上二者外，公元2世紀肇始的由道家思想發展而來的道教，在隨後被楚國尊為國教後，在湖湘地區廣泛流傳，並與楚地傳統的巫蠱之風相結合，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南傳道教。南傳道教至今仍在齊國南部的楚語人群中被廣泛信奉着，其也對楚地的祖先崇拜儀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紹平教亂後，大越開始禁止公開傳教與公開宣傳宗教集會場所。經過千年的演化，如今大越的結社法案已臻完善，宗教教義、儀式及宗教場所的公開宣傳均視為非法結社罪。相對於公開傳教的強硬態度，大越對涉外宗教場所的建立政策相對寬鬆，這也造成了一些地下宗教組織與邪教組織的發展。近年來這些政策有所收緊。

V. iii. 衛生[]

　　歷史上大越的饑饉與瘟疫不算少見，現有文獻中曾記載有傷寒、霍亂、天花等多種疾病的大流行。近代大越工業化開始後，城市開始迅速發展，密集集中於城市的人口導致了很多次惡性疫情。其中，於安華八年（1919）春夏季爆發於潮、螺、梅、惠、循等地的大規模霍亂疫情是近代大越最嚴重的疫情，史稱「安華嶺表大疫」，據估計其感染人數達四萬有餘，而疫區人口約有六十萬有餘。其中潮州當地宗族聚居村落由於多居於封閉圍屋中，用水習慣較差，而時又值大震過後，取水設施多毀壞嚴重，導致很多人循環用水，最終導致霍亂疫情的集中爆發，而後疫情隨着不斷逃荒的民眾向周邊的州縣擴散，最終導致了疫情的大爆發。而由於當地聚居的琅野人的用水習慣相對較佳，這一疫情甚至改變了潮州一帶的人口組成。
　　安華嶺表大疫後，民部防疫司成立，標誌着防疫工作開始提上日程。此時微生物學已經有了較大發展，大越開始在數個大城市開始試點提供經過處理的自來水，然而隨後的大崩盤打斷了這一進程。城市自來水的供應至承觀十八年（1953）開始試點推行「淨水計劃」，才重新進入大眾的視野。隨後，長盛元年（1958），舊城改造從山陰肇始，逐步推廣至全國，這一舊城改造運動大多是將人口密度極高的雜院被改造成高層居住區並進行回遷，有效減少了由於雜院人口密集導致的大傳染；隨後，從長盛後期（1985-）開始的里診推廣形成了以大型醫院為骨幹，里診為支脈的醫療系統，直至近年推廣的醫療保障制度，均使得大越的醫療環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樣在承觀十八年，大越政府開始推行「懸壺新政」，這項新政開始要求所有醫學執業者均需培訓上崗，同時所有上市藥物均必須經過相應實驗完全明確療效與副作用方允許上市，之前上市的需全部召回進行完備實驗後方可繼續上市，這一新政的執行手段非常強硬，甚至在部分地區一度出現過病人無藥可買，只能買紅糖以緩解症狀的現象。但這一新政客觀上促進了大越醫藥界的現代化與規範化，也使得之前與現代醫學尚能分庭抗禮的傳統醫學與巫術不可避免地衰敗下去。雖然在長盛十七年（1974）對「懸壺新政」具體政策有所修改，放寬了保健品入市的要求，但是由於原材料市場的灰色性質，如今依舊未恢復至之前狀態。
　　進入21世紀後，大越的人口年增長率已經降至約千分之五。據開祐十六年（2013）數據，大越城市家庭平均育兒數量為0.723名，少子化危機已經成為大越面臨的下一個挑戰。同時，與少子化對應的，發達的醫療帶來的人均壽命增長帶來的急劇老齡化，也使得大越的國家養老負擔開始變重。至開祐十八年（2015），大越全國居民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5.5歲。在處理社會的轉型方面，大越政府尚任重道遠。
　　

V. iv. 城市化[]

　　近一個世紀來，大越的城市化十分迅速，安華七年（1918）大越近代首次籍民普查數據顯示，大越城市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5%，而城鎮人口亦僅占約10%；開祐十八年（2015）大越城市人口約占35%，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70%。承觀更制後，由於大崩盤時期的巨大土地市場泡沫帶來的慘痛後果，大越政府重啟城牆以限制城市土地開發，這一政策導致了後來城市人口與城鎮人口的分列，也導致了城市人口的虛低。
　　大越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達百餘城，其中鄞縣-鄮縣人口達九百二十萬（2015），是大越最大的城市。而大越全國人口最多的單一城市為山陰縣，達五百七十萬（2015）。而非城市城鎮人口則主要集中在四大工業區的部分縣，這些地區以工商業為主要支柱產業，相對社會環境也較為開放。
　　大越的農村人口占比較大的地區，主要有贛水流域、黔中地區、淮南地區等，這些地區以農業為主，人口也相對不少。其中安風縣為大越全國人口最多的農業縣，人口達一百一十九萬餘人（2015）。這些地區由於農業人口較多，宗族勢力強勢，人權狀況也相對較差。這些地區也是民工重要來源地，這些人群構成了大越城市大部分的流動人口。
　　

大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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